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他曾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科举制带来的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科举（包括各种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辛酸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浮槎》）。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闻一多语）、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

（摘编自刘后滨的《“初唐四杰”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