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20日，澎湃新闻从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分局获悉，该局日前侦破一起特大流量劫持案，涉案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北京瑞智华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窃取用户个人信息 30亿条，涉及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全国96家互联网公司产品，几乎涵盖了国内核心的互联网企业。

侦查发现，北京中科云智公司与北京点智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瑞智华胜公司为关联公司，三公司实际在同一地点办公，主要成员也均相同且交叉任职。点智互动、中科云智两家公司主要与运营商进行正规流量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们会加入非法软件用于清洗流量、获取用户的 ｃｏｏｋｉｅ等。瑞智华胜公司利用非法窃取的用户信息，用于互联网营销获利变现。其非法获取的数据

包括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11个省市的运营商，这些运营商均与涉案公司签署过合作协议。

警方表示，犯罪嫌疑人未经公民同意而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并进行精准营销的行为，不仅对用户构成民事侵权，还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些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者提供给第三方后，也可能被用于其他非法活动，比如根据盗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去盗取用户的网银账户等，进而可能会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此外，他们把非法收集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外的服务器上，有被境外的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利用、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摘自澎湃新闻2018年8月20日，葛熔金、赵梓翔）

材料二

（摘自 ＣＮＮＩＣ第 ４３次调查报告《网民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状况》2019年2月28日）

材料三

在大数据这一发展时代之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网络运营者也逐渐受市场竞争环境所影响，自行构建起了内部的客户信息共享系统，以至于客户个人的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泄露出去，而这些运营者当中不乏存在着一些不法分子，这一行业信息漏洞终将会给予这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客户个人的信息被贩卖或者泄露到不法分子手中，对于客户个人的信息安全产生较为严重的威胁。

在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微信、支付宝等这些支付软件成为了人们生活消费最为常用的工具。在一定程度，微信、支付宝等这些支付软件虽具有着较大的便捷性特征，但却存在着众多潜在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目前，在大街小巷内，均存在着扫码赠礼活动，部分民众因贪便宜随意扫码，致使个人信息在扫码过程中被泄露或盗取，经济损失较为严重。因此，在广大民众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上，也是当前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摘自《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解决策略》，2018年8期《世界家苑》）

材料四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92亿，较2017年底提升 3.8％。

“我们发展太快了，现在很多数据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对公民个人隐私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表示，现在企业如微信、滴滴打车、外卖等用很小的一点便利，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公民一开始不觉得，但后来所有的数据都被平台控制，这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严望佳则将此形容为“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处于‘裸奔’状态”。

数据“裸奔”的背后是法律的分散缺位。在3月4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张业遂表示，“事实上，我国已经有多部法律、法规、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从总体上看，呈现分散立法状态。”

陈智敏对此深有同感。他表示，像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后，由于数据的权属不明，国家安全法、刑法、刑诉法等对此都没有明确，没有法律依据，处理起来会非常难。

（摘自《个人信息保护需立法明确数据所有权》，2019年 3月7日《新京报》）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治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理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个宗旨，与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史家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逑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古代获取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史学发挥经世功能的过程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漠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不将研究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误。其二是“以史为鉴”的运用，往往择取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例，与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比附。如果对所借鉴的历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又不计时代区别地进行附会，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古代乱世多、治世少，政权兴亡屡屡重演。从这一客观史实来看，“以史为鉴”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统治者荒唐昏暴、不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所致，但也有“以史为鉴”导致的后果。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

近现代时期，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现，以往的历史难以提供真正可作为比拟的范例。近代以来，形成了多门类的学科，各有特色、各具优长，已非古代那种“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状况。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多种学科参与，历史学已经不能独立肩负起经世致用的重任。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如洋务运动、維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虽性质不同，收效各异，但基本上属于某种先进思想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实践，并非从传统的史学经世或“以史为鉴”理念推衍而来。因此，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值得认真反思。

（摘编自乔治忠《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删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