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但，耳朵总要反抗点什么。它的反抗即生病：失眠、憔悴、抑郁……科学家做一研究：观察马路两岸的树，噪音污染越重，树越无精打彩，枝头耷拉，叶子萎靡，俨然一个惊恐的孩子。和人一样，树是有情绪的，是长耳朵的。

为抚慰可怜的耳朵，我淘过一张CD，叫《阿尔卑斯山林》，采的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晨曲、溪流、雀啾、疾风、松涛……买回家的那个下午，我急急关好门窗，打开音响，一个人浸泡到傍晚。那个下午，耳朵在逃窜，我携它一起私奔，向着遥远的阿尔卑斯。弥漫山林的，无论什么动静，都是“静”。久违的静，亘古的静，伟大的静。

此后，我多了个习惯，每逢机会，便录下大自然的天籁：秋草虫鸣、夏夜蛙唱、南归雁声、风歇雨骤、曙光里的雀欢、树叶行走的沙沙……我在储粮，以备饥荒。

城里的耳朵，多数时候是饿的。

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无一座城市致力于“音容”，无一处居所以“寂静”命名。我们几乎满足了肉体所有部位，惟独冷遇了耳朵。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选自《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有删改）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材料一：科幻作品的“硬核”在哪？

可以明确地说，科幻作品（主要指小说）本质上不是科学（和技）作品，而是文学作品，它依靠文学、艺术的代入感，让人的情感得以宣泄和产生共鸣，收获欣赏的美感，更让人思考，对个人、族群，甚至人类的命运进行历史深度和哲学高度的思考。

科幻作品落脚在科技上，但更多的是让科研人员和公众思考，如何才能以真正的科学手段研究现实中的同类课题。在《流浪地球》后，有研究人员想到了比“点燃木星”更“科学”和更“技术”的做法。一是发射洲际导弹，二是用高功率激光武器直接点燃木星。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当然也需要验证，但这正是科幻作品激发人的想象力，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最大动力。科幻作品还会顺理成章地提出如何解决人类终极命运的措施，思考人类的科学和生产活动是否一定带给人类文明和幸福。如《绿巨人》就向科学研究者提出善意的批评，提醒社会如何应对科技的负面作用。科幻作品同时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尽管科学能让人类幸福，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还需要规则和伦理来制约，否则就有可能带给人类灾难。

既有“硬核（价值观和科学性）”，又有颜值（制作精美、场面宏大）的科幻作品，引领着公众感受科技之美，启迪了公众的科学灵感。

（摘编自《从（流浪地球）看科幻电影的“硬核”在哪》）

材料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从某种层次看，电影也是启蒙者和造梦者，它能够满足观众对梦想的追逐。《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称做科幻片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崇尚科学，勇于想象。从这方面看，《流浪地球》对于未来太阳系和整个宇宙的想象力，对于人类生命家园的情感寄托，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关注，已经让影片抛去了纯娱乐的属性，影片灌注的情怀也给人更多的触动。

孕育在科幻作品里的科幻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它不仅可以对科学本身进行怀疑和反思，还可以对宗教、艺术、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宇宙终极真理进行挑战。可以说，科幻精神是哲学（爱智慧）精神最完美的一种表达，它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用一部电影或一篇小说诠释康德“头上的星空”，科学同样能构筑人类生命的意义。

（选自《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幻电影？》，有删改）

材料三：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把科幻小说以科学小说的名义带进国内，希望能改造国人的国民性以及精神结构。而纵观科幻历史与科技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与科幻作品密不可分，甚至许多科学家直言，由于受科幻作品的启发，因此走上了科研道路。科幻剧《星际迷航》中柯克船长所使用的“随时随地保持联络”的移动通信装置，启发了马丁·库帕。马丁·库帕后来加入了摩托罗拉，成为“手机之父”。

那么，科幻究竟如何激发创新精神呢？伟大的科幻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曾经说过，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最初都与魔法无异。他还说过，发现可能性边界的唯一途径便是越过它们，向着不可能一点点冒险前进。科幻无疑能够极大地拓展想象力，探索不可能。创新路径与科幻创作存在着惊人的重合，或许正是这种认知上的高度一致性，让科幻成为国内外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和触发点。乔布斯说过，创新便是把毫不相关的点联系起来。科幻小说的创作，首先是在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通过想象力建立关联。在科技创新中，一项新产品、新技术能够满足人们的哪一种需求，给人们带来一种怎样的全新感受，则需要通过发问的形式去推演创新前景。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所成立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从教育的角度探索科学与想象、未来学习、可感知未来、想象力社群每年该中心都会举办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的活动来吸引学生，从科幻中汲取灵感，并与实践相结合，全方位地提升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与创造力。期待中国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参与科普科幻事业，让科幻成为激发、启迪年轻一代想象力与创新精神的有力武器，让鲁迅先生未竟的事业得以继续前行。

（选自《科幻如何激发创新精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