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杀与不杀    林 维

①最近，文强、王益等案件又将有关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乃至整个死刑适用问题，重新引入公众视野。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死刑对于经济犯罪的遏制成效甚微，因而建议在非暴力犯中取消死刑。与此相反的是，公众要求对腐败分子更多适用死刑的呼声却犹如排山倒海一般越来越强烈。在这样一种极端对立的、民愤激涌的气氛下，讨论对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笼统所谓的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实在是一件风险颇大的行为。

②学者主张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并逐渐全面废止死刑，这已经近乎成为国际通则。然而这样的主张要成为现实，关键之一在于能够获得所在国民众的认同。但是，中国民众对于腐败的厌恶、痛恨愈来愈烈，腐败的金额却又越来越巨，死刑的运用已然成为无计可施之下的不得已。这就形成了民众舆论和精英话语之间的巨大反差。

③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是一种极为偏颇的精英主义立场。学者们可以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地说，普通民众对于死刑的热情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然后一耸肩膀，继续在书斋中闭门鼓吹死刑废除。问题在于，刑法集中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价值观，法律也必须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如果刑罚制度不符合国民的规范意识，不能得到公众对规范的认同，它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机能。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众的想法是幼稚的，国民的朴素正义感和对死刑的认同感在正义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然而，对那些非暴力犯判决死刑，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和特殊预防目的，但本质上，它仅仅是形式主义地呼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实际上都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虚幻满足。大家应该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随着任何一起非暴力犯的死刑而得到改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腐败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死刑并没有震慑腐败。

⑤国家有义务告诉民众另外一种遏制腐败的路径，而不是依赖于死刑来掩盖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深层次问题。对死刑的过度崇拜甚至迷信，必然导致对其他正常管控手段的轻蔑或者忽视。对某一个腐败官员的死刑，当然意味着反腐败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某一层面上，反复的死刑适用同样意味着腐败预防工作存在着的体制性缺陷。

由爱奇艺制作的网络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自开播以来，迅速成长为现象级综艺节目。作为首个立足于中国嘻哈这一亚文化群体的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将原本在中国流行音乐体系中处于“非主流”位置的说唱音乐推向了主流受众，通过一系列符号标出手段构建起全新的嘻哈文化风格，最终形成令受众耳目一新的综艺景观。

作为市场经济与娱乐心理的共同产物，从诞生至今，综艺最为重要的传播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娱乐，如果节目中的娱乐性降低，那么综艺的生存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有学者认为，视觉文化的娱乐性体现在制作者对于“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上：“陌生化以创作者或接受者似乎从未见过此事物而不得不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从并不习见的角度原原本本地具体地反映出来，从而使其作品不落‘俗套’，给接受者一种奇特的新鲜感。”当前国内综艺尤其是主流选秀节目市场已经严重饱和，制作方式与比赛模式趋同现象频出，依靠“炒冷饭”选手、幕后负面新闻来引发舆论关注的做法使得受众的娱乐体验直线下降，因此，在内因外因的联合作用下，寻求内容生产的陌生化和新鲜感成为选秀节目继续生存发展的必须手段。

正是因为在受众市场娱乐导向的倒逼压力下，《中国有嘻哈》将目光由主流流行音乐转向了亚文化群体，并选择将其标出。标出性由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最早提出，用来指代语言中出现次数较少的项的规律性。文化中的标出现象将少数一方边缘化、非正常化，但正是这样的标出化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嘻哈文化源于贫穷的黑人用不良的言行及生活表达方式宣泄他们对社会不公待遇及受到白人歧视的不满，虽然嘻哈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青年潮流文化，但对于中国的主流综艺受众市场而言，依然处于亚文化的小众地位，仍旧被贴上没有素质、低俗的标签，是小众群体的内部狂欢。但也正是因为嘻哈文化长期在国内处于亚文化状态，从而呈现出更加强烈的陌生化特质。《中国有嘻哈》将嘻哈中的说唱音乐作为选秀内容，打造出具有个性标签的综艺节目，正是看中了说唱音乐可以为主流受众带来强烈的新鲜感，顺应传媒市场中的娱乐导向，迎合现代观众愈发提升的猎奇心理和求异眼光。

不仅仅是《中国有嘻哈》，很多其他的网络综艺类节目也已经开始尝试突破主流局限，试图在标出项中寻求转型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网络综艺鼻祖的《奇葩说》自开播以来就显现出对于主流文化的强烈解构，通过对于“奇葩”这一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标出，消解严肃论题背后的刻板性，以此达到娱乐化的效果。腾讯网络选秀节目《明日之子》中二次元虚拟选手赫兹一路强势晋级，引发网络热烈讨论，其背后是该节目意图翻转二次元文化，标出其先锋风格，打造与众不同的节目热点和话题拐点的有效尝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吐槽大会》《偶滴歌神啊》《火星情报局》等，网络综艺几何式的增长必然带来严重的优胜劣汰，因此，众多网络综艺对于标出项美感的追逐本质都是寻求受众陌生感的最大化，以此为提升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增添筹码。这些节目对于文化标出性的运用与推广实现了小众亚文化群体的风格再定义，重构了亚文化群体的标出地位，使其逐渐进入主流受众的接受范围，最终融入整个流行文化的生产工业中。

(选自王丹宇《以中国有嘻哈为倒管窥网络综艺中的符号标出》，有删改)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与科技对艺术助力的震撼和艺术对科技批判的震惊相比，科技对于艺术的发威、震慑或制约是一种“含蓄的震慑力”。

现代社会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理性往往有条件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那些脱离科学常识的艺术创意受到科技理性的严肃批判，被当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兴起之后，神话与传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们是不可由同行复制并检验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驾驭自然力。因此，当科技昌明之际，神话就销声匿迹了。与之遭受类似挤压的还有仙妖、魔法、玄幻之类精神产品。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艺术历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才能或产品。尽管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不仅是那些需要学徒吃苦耐劳的艺术复制环节逐渐被相对轻松的数码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员通过涉险展示勇气与才华的角色逐渐被数码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来仰仗天才、灵感、直觉、顿悟的领域也渐渐为人工智能所蚕食，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由人设计和应用的阶段，虽然在感知、记忆、应对、决策等方面显示出某种与人类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没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动机、态度，也没有独立意志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仍然是人类的助手而已。不过，许多人早就预言上述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奇点”。这种质变是否会真的发生，只有历史发展才能回答。

如今，科技与艺术互动的平台已经不限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区域性国家联盟，而是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科技交流更多被当成硬实力输出，艺术交流被当成软实力输出，通过艺术展示科技实力（或者通过科技展示艺术实力）则构成了巧实力的一种形态。这类文化产品通常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仅推广了其意识形态，且展示了其科技水准，在精神层面对被输出国家的观众形成了某种震慑。在科技实力的裹挟下，艺术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缩，创新创造可能走上歧途，不仅无助于人类形成和巩固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加剧当下不同文化与文明、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立和冲突。

科技理性对于艺术感性的制约、人工智能对于艺术角色的取代、科技实力对于艺术精神的裹挟，体现了科技对于艺术的震慑。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博弈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心理来说堪称举足轻重，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博弈是非零和性质的。

（节选自黄鸣奋《信息时代科学与艺术互动的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