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积雪的道地望进去，堂前有些晦暗。近檐处，亮晶晶的冰棱底下，一个瘦颀的老头正身 伏在几上。远远地能看见他的手指上下移动着，好像在净心一顾地拨着算盘珠。

介绍人朝我做手势，俩人就噤声立在油冻的石门槛外。

搁在几上的是一块长条的板，乌漆墨黑，又肉沉沉泛着光亮。声音就是从板上发出来的，叮 一声咚一声，无心搭脏，却每一记都不含糊。不能说不好听，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好听法。

那个人就是曾先生，那块板就是曾先生的琴——晦庵。

曾先生刚刚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乡，因为需要有个人照顾起居，兜三转四的，就找到了我。 在这之前，经人介绍我曾去上海做过几年保姆，城里总归不习惯，就又跑回了乡下。

曾先生收声立起。介绍人上前招呼，又急出乎拉说了我的不少好话。曾先生只问我怎么称 呼，就定下来了。

第二日一早我去上班。果然，曾先生又在老地方拨他的算盘珠了。走到门槛脚跟时，我有 点犯难，好比戏文里林妹妹初进大观园，不知这一步该跨不该跨。曾先生在里面喊，进来吧。我 轻手轻脚走过，他又续了一句，你忙你的，不用做忌我。说这话时，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一双 细细长长的手顾自拨弄着丝弦。

我里里外外忙碌时，曾先生坐在道地里晒日头看书。

日头挪一挪，藤椅就跟着挪一挪。

等壁壁角角都清理干净，已到黄昏。我就问曾先生晏饭趣吃什么，曾先生说随便；我说灶间 需要添不少东西，就扳着指头一件件跟曾先生讲。才扳到第二个指头，曾先生把我打断了，你看 着买吧。

曾先生放下书本站起来，口气更和缓一些：以后屋里缺什么，该需该用，你都直接添置吧，不 用跟我商量。

临近月尾，曾先生就会把工钱放到堂前的八仙桌上。

钞票是装在信壳里的。一个右下角印着“上海越剧院”的黄色信壳。曾先生真是不怕麻烦。曾先生确实不怕麻烦。每次弹完琴，他都会把琴装入那只茄皮色的锦囊，小心翼翼放到搁 度上，然后再在下一遍弹的时候取出来。有一次，曾先生笑眯眯地指着锦囊问我，你知道这个叫 什么吗？我当然不晓得。曾先生又笑眯眯地跟我说，人都得穿衣服是不是？琴也一样。所以这 个就叫琴衣。我顺嘴回对了一句，既然是衣裳，那曾先生为什么冬冷夏热的都给它穿同一件啊？ 曾先生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连连夸我驳得好。接着正色讲道，礼只是一种仪式，心里有，意思 到便好。比如节头年尾我们拜天地祭祖宗，也只是一份心意，还能当真计较下饭够不够丰盛，祖 宗大人老酒有没有管饱？

曾先生每日弹琴，但有定规。一般都是早饭前弹一阵，夜饭后弹一阵。听得多，我也能辨出 来了。今日空腹弹的是《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昨日夜里奏的是《渔歌》《忆故 人》，还有《普庵咒》。我说《普庵咒》好听，曾先生说，那我再弹给你听。他就调调息又从头开始 弹了。曾先生有心，我这样讲过后，每日夜头就都能听到《普庵咒》了。

有时候曾先生白天也抚琴，只是声音时有反复，疙里疙瘩不成调。那是曾先生在打谱。什 么叫打谱？曾先生又耐耐心心讲我听，所谓打谱，就是按照琴谱还原出琴曲的过程。琴人需要 反复弹奏，揣摩曲情，直至句逗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大曲三 年，小曲三月。”打谱时最需琢磨和费时费力的是琴曲的节奏安排。因为减字谱记录的弦位和 指法一清二楚，但节奏却是粗疏的，大模光景的，有很大的伸缩空间。那么标准的节奏又是怎么 样的呢？这个没人知道，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这是减字谱的缺陷，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嗯，确实，我一个外行人听听也蛮有趣的。   

——（节选自斯继东《禁指》，有删改）

给“书虫”当夫人

“书虫”是我母亲送给我先生的雅号，他敬受不辞。说他是“书虫”，自然与书有缘。先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逾卅五载，家中藏书少说也有两万册。当我们还住在旧居时，已是书满为患，但先生视为珍宝，待若上宾，并且任其喧宾夺主，几乎占领了家庭所有领土，连电视对面的沙发上也常常堆满了书，于是吾家有电而无视久矣。好不容易盼到迁移新居，“分居”的书籍终于统一归置到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了，我还特意给先生买了一张非常宽大的写字台，好让他有个宽松、舒适的读书写作之地。然而好景不长。不知觉之间，写字台四周又摞满了书，形成高高矮矮的“书笋”，光洁的台面不久也被各种书稿覆盖，连喝水杯也没有容身之地。对此“惨”状，我实在目不忍睹。一日趁他外出，我花了两个小时整理写字台，自以为替他办成了一件好事。殊不知，我的整理反而打乱了他的秩序——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找东西，可东西已经被我变乱了“东西”，他找不到，便自嘲道：“看来我这是‘意识先于存在’。”见此问题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从此不敢再替他整理写字台了。

先生的藏书不仅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积蓄，也耗去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从日出到日落，从周一到周七，从春夏到秋冬，只要他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便可以不挪窝儿地读他那些永远读不完也永远读不厌的书。母亲关于“书虫”的灵感大抵由此而来。即使是旅行途中，他与书的关系也难以“离间”。记得有一次他与几位同道乘火车去外地开会，我特意买了一副扑克给他带上，供他们一路消遣。出差回来他连声向我道谢。原来他一上车，便把扑克送给别人玩，自己却借此抽身去读书了。我曾经问他：如今商海大潮汹涌澎湃，读书人是否知道钱多的好处、生活享受的乐处？他抬头望了望我，不无歉意的说：“知道，怎么不知道。可我们这一代起码被耽误了十年读书和研究的时间，只有全力拼命赶才行啊。”说完，仍埋头读书。从此，我也不好再用这样的问题为难他了。有时，看到一些商界朋友“妇唱夫随”，双双出入于各种消费与娱乐场所，我也不免有点失落。但有一点，我心里是笃的：我的这位仁兄决不会有外遇，只要他有书。为了节省一切时间来读书、研究，他甚至不愿装修新居，说是装修好了，就得打扫、维护，时间花得太不值，末了还引经据典道：“这就叫做‘不为物役’。”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他一句：“但为书痴。”

先生读书破万卷，但自己的论著并不很多。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他不算高产。我有时嗔轻他动作太慢。可每当我看到他那些写得一丝不苟的手稿，读到那些像他的人品一样不容置疑的文字时，我不能不心悦诚服。说来，我的先生既不风流倜傥，也非有钱有势。当初吸引了我、使我心甘情愿以身相许的，正是他那些写得工整隽秀而又朴实无华的情书。现在我常常是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他总是谦虚地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关于他的或者别人的作品的讨论便成了我们之间交流最多的内容。有时我也会不经意地把自己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说给他听，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少插嘴，只是在重要问题上才发表些意见。起初我奇怪他何以那样吝于言辞，后来才悟出他准是把我念叨的一切也当成书给“吃”了下去。而我则在向他倾诉之中审视了自己，赢得了自信。

（取材于肖融《给“书虫”当夫人》）

在脱离实用书写、文字传播的功能之后，书法在今天已经变成一种纯粹供人“观看”的图像艺术。从“阅读”转向“观看”，这是书法现代性转型带来的审美革命。。

在书法史上，基于特定用途的铭文、碑刻等，构成了宋以前中国书法传统最核心的资源，也代表着传统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今天我们对这些作品时，都是以“艺术品”来对待的，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介入方式是借助有意味的书法形式来完成的，对文本内容的阅读、不过是书法审美活动中的附加意义。但对于当时的创作者而言，文本的阅读，文字的规范和可辨识性，却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但现代书法已经发生转变，我们进入展览大厅，看完一个展览，可能会一下说出哪些作品感动了我们，但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这些作品的文字内容。

书法审美活动中由“读”向“看”的转变，要求今天的书法家研究视觉形式规律，作为视觉形式规律中最重要的构成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书法最重要的形式内容。

可以说，传统书法具备了形式构成的所有法则，但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中的构成关系，在书法创作中占的地位不同，构成的核心内容也不同。作为“阅读”文本的传统书法，欣赏方式是在手上把玩的，结字（字的间架结构）和点画（文字之点与横竖等笔画）是最重要的形式要素，书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整体形式的构成意味。但在现代书法欣赏中，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整体构成的形式感，然后才是结字、点画，最后才考虑文字的内容。

有人质疑，既然书法审美已经从“读”转向“看”，是否在现代书法创作中完全可以打破文字的释义要求，甚至解构汉字，转向纯粹的笔墨构成呢？我认为，书法从“读”为第一义转向“看”为第一义，属于书法的审美范畴，而汉字和文字内容，则是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本体属性，是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像我们欣赏一棵树，给予我们审美愉悦的是树干的形状，树叶的色彩，枝干的穿插，我们不必关注这棵树的物种属性，但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物种属性，离开物种，一棵树就失去了应有的美。同样的道理，如果解构了汉字，打乱了文字内容的连续性（释义性）和书写的规定性，书法也就失去了本质属性，必然走向抽象绘画。一一件真正优秀的书法作品，一定是在强调可视性的同时，兼顾可读性。

（胡抗美《书法审美活动中“读”与“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