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就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三日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传颂后世、脍炙人口的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文学：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①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文学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②读文学作品，就整个社会来说，不能用来提高粮食产量、钢铁冶炼水平，不能增加物质财富；就个人来说，不像学外语，不像学理科知识、工科技能，不能获得自己谋生和报效国家的实际本领。很多人可能会说，学一种本领，就应该有其实际的功利性，但如果真的把文学当作一种本领、一种工具去学，是学不好的，永远也不能真正走进文学的园林。也许有人会说，读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语言表达能力是一种很有用的实际本领。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语言表达能力不是读诗、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

③读文学作品，也主要不是为了认识社会和历史。文学作品有认识作用，但不是主要的。要认识社会和历史及其规律，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著，如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等等著作和论文，讲得更全面、更清晰、更准确。

④读文学作品， 。那么，人为什么要读文学作品呢？

⑤文学的审美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殊方式，可通过形象化的创造，让人的生命力从种种实际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不断接近这个目标，即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应当有对自由精神和完美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⑥让精神超越现实生存，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内在需要，只是自己不一定明显意识到；而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满足这种需要。我这里指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宋代黄庭坚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因为《汉书》富于文采，古人也把它看作很好的文学作品。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我们确实能够从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找到平淡的、琐碎的、充满利害考虑的现实生存中没有的美，即便只是寻觅到一点点旷远、悠长的诗意、韵味，也能引起对美好、高远的情感和境界的向往，产生一种解放之感，自由之感，使精神超越现实生存。我们常说“令人遐思”、“心灵放飞”，就是进入了这种审美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在旅游等活动中也会产生，但是读文学作品，沉浸进去，所获得的审美愉快要深刻得多。

⑦超越，也就是“不满”，超越现实生存就是不满于现实生存状态。有两种超越，两种“不满”。

⑧一种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暴露出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暴露出贵族、资产阶级暴发户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信条下的尔虞我诈，他们的贪婪和冷酷。又如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国人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指出辛亥革命实际上的失败。而这种对现实的否定，会反过来激起我们对正常的、健全的、美好的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和向往，也就是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⑨另一种不满，是“不满足”，要把现实生存向上提升。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表达对自己生活和学习过的康桥（即剑桥）的惜别之情，一种依恋难舍的感情。在他心目中，康桥景色、氛围是那么美好，但是要离开了，于是充满温柔而感伤的情绪，如结尾一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写诗表达对康桥的依恋，是要在自己心里保护住这份美好。这种保护，也是对现实生存的超越。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太多的不美，还有灰暗和污浊，尤其在他那个时代是这样。而且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转瞬即逝。文学作品就想把美好保护起来，留驻永远，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保护也是超越，超离凡俗的羁绊。当然，在不少作品里，两种不满兼而有之。

⑩两种不满，都是对实际的现实生存的超越。把这种种不满写出来，使我们得到审美的满足，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艺术。

（节选自王铁仙教授在华东师大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