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成年国民超过半数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数字阅读固然重要，但长期手机刷屏阅读带来不少问题。当人们通过电子书、手机和网络等新型阅读媒介进行不完整、断断续续的阅读时，其阅读的内容往往是零散、短小、片断式文字，或是长的内容被折散成不同的碎片，通过零碎时间进行“见缝插针”式阅读。这种碎片化阅读表面上看，是对时间的最大化利用，但实际上这种阅读行为和传统的深度阅读行为相比，对于所阅读作品的消化理解以及人们阅读习惯的养成都有不良影响。就目前市面上电子阅读产品提供的一些内容而言，大部分质量参差不齐，更有不少文章错字连篇、病句不断，甚至还有低俗的内容。当这种“低质量”阅读大行其道时，某种程度上也会削弱阅读者的阅读力。诚然，阅读是自由的，无论用哪种媒介，只要阅读之后，能汲取养分，提出问题，形成自己的思考和结论，都值得推崇，也就算得上是深度阅读了。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深度阅读，督促网络平台提供更优质的精神食粮，严厉打击“流量创作”；管理部门还需尽快完善网络出版规定，要像管理纸质出版物一样管理网络内容；政府更要利用好数字化的媒体和工具，打通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的障碍，引导人们深度阅读。

①近年来，量子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不少人认为人类正站在下一代量子革命的门槛上，量于力学正在催生变革性技术。20世纪物理学革命诞生了两大科学理论。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为物理世界的百岁“幽灵”，量子力学自1900年诞生以来催生了许多重大发明——原子弹、激光、晶体管、核磁共振、全球卫星定位等。带来这些成果的“第一次量子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成为社会跨越发展的基石和动力。2014年，英国《自然》杂志吹响“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号角。以量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量子调控，是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带来了“二次革命”。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人类对量子世界的探索已从单纯“探测时代”走向主动“调控时代”，将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网络、量子仿真等领域实现突破，成为解决人类对能源，环境、信息等需求的重要手段。

②基于量子信息技术推动科学、工业和社会取得革命性进步的巨大前景，专业人士认为，“量子技术在21世纪的重要性可与20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可能像曼哈顿计划造出原子弹那样改变世界格局”。目前，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欧美纷纷启动“第二次量子革命”计划。

③面向未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是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基于此，后发国家欲赶超发达国家，应加强前瞻谋划，密切跟踪、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趋势，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在科技资源上快速布局，激发后发优势，力争把握机遇，赢得未来。

④要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中长期规划同近期计划相结合的大规模发展道路。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与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带动科技进步的国际重大工程，动员各种资源予以实施不无关系，比如“曼哈顿计划”带动了核工业发展，“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空航天事业发展，“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在赶超过程中，后发国家要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超前布局一批重点科技项目，尽早启动国家科研重大专项、组建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力争在重大项目，重点方向率先突破。

⑤要打破“创新孤岛”的藩篱，建立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有效手段。发达国家在用户、技术持有者和政府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连接转换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一般高达60%左右。由政府出资建立专项基金，增强企业对技术的工程化和中间试验投入的积极性，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后取得的收益与技术持有者合理分享，能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美国量子技术领域就有许多高科技公司参与投入其中，IBM公司2014年提出，将于随后5年内在以量子计算技术为重点的一些领域投入30亿美元。

⑥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深入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科学是无边界的，相对于竞争，科技发展更互换合作。今天，跨国界，区域性、全球范围以及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问题正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关注的特点，双边和多边参与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科学研究组织方式，基于多边合作的大科学工程成为推动科学前沿发展的重要基地。量子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合作联盟。2015年年底，欧盟采取大规模国际合作，推出用于发展量子信息技术的一系列重大计划，英国也与新加坡合作推动在小型卫星上开展量子实验的项目。目前这些国家在量子领域的不同细分项目中都有各自优势，结合各方力量将有助于更快、更全面地转化量子技术的潜力。

⑦以“第二次量子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随着今年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成功发射，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探索迈向了世界最前沿。“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我国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还有差距。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要想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就必须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聚焦重点任务，配置资源，集成攻关，在更多科技领域逐步由跟跑者变为并行者。领跑者。最终实现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根本转变。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杜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发掘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