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无人探测器嫦娥四号于2018年12月8日发射，4天后进入环月轨道。嫦娥四号将是世界首次在靠近月球背面南极的“冯·卡门陨石坑（Von Kármán crater）”着陆。如果在背面着陆并成功收集到更加详细的数据，将有望在月球构造和历史等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冯·卡门陨石坑是在巨大陨石撞击月球背面面形成的广阔的南极—艾特肯盆地之中，由更小的陨石撞击而形成的。附近有很多被称为辉石的矿物，一般认为大概是由于陨石的撞击导致表面被吹走，内部岩石熔化之后覆盖了表面。日本国立天文台RISE月行星探测讨论室助教荒木博志解释称“如果弄清在盆地形成之后，发生过什么样的火山活动才形成现在的状态，将得知月球发生过怎样的演化”。

另外，一般认为，月球的北极和南极可能有水存在。冯·卡门陨石坑靠近南极，在环绕陨石坑的高高的山地的影子里，太阳光照射不到，存在发现水的可能性。水不仅将成为人类的饮用水，还将成为分解氧气和氢气、制造火箭燃料的材料，在宇宙中被视为重要资源。

——《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12月29日

材料二：

月球背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探索价值。它能屏蔽人类活动产生的无线电干扰以及闪电、极光带来的无线电发射，因此被认为是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的绝佳地点。同时，利用月球背面独特的无线电环境，可填补0.1～1MHz频段的空白，有望在太阳风激波、日冕物质抛射和高能电子束的产生机理等方面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嫦娥四号带有低频射电频谱仪、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器和中性原子探测器。其中，低频射电频谱仪用于探测0.1～40MHz范围内的太阳低频射电特征和月表射电环境：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用于测量月表包括带电粒子、γ射线和中子的综合粒子辐射剂量及LET谱，以及测量月表快中子能谱和热中子通量。这将为未来载人登月安全活动和月表综合粒子辐射模型修正提供最新数据支持。此外，为了验证动植物在月面太阳自然光照和低重力条件下的生长状况，嫦娥四号着陆器上还搭载了一个重量为3公斤的月面微型生态圈，内含植物种子及昆虫卵等。

——《南方周末》2018年12月14日

材料三：

中科院研究团队通过对玉兔二号巡视器获取的光谱数据的分析发现，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光谱的吸收特征与月球正面月海玄武岩质月壤光谱的吸收特征存在着显著差异，展现出低钙辉石的光谱特征，并暗示有大量橄榄石的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证实，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物质中揪视石相对含量最高，低钙辉石次之，仅含有很少量的高钙辉石。这种矿物组合很可能代表了源于月慢的深部物质。

对覆盖着陆区域的高分辨率遍感图像数据和高光谱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着陆器和月球车位于玄武岩“平原”的撞击溅射物上，这些溅射物来自东北方向的芬森撞击坑。

科学家李春来说，南极-艾特肯盆地（SPA盆地）被认为是太阳系内最大、最古老的撞击坑，保存了原始月壳的岩石；同时，SPA盆地深达13公里，是月球上最深的撞击盆地，很可能会挖出月壳深处甚至月慢的物质。40多亿年前SPA盆地形成时已将月壳减薄或完全剥离。芬森坑是由小天体撞击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部表面而形成，其犹如在南极—艾特肯盆地表面打的一口“深钻”一般，进一步将南极-艾特肯盆地表面以下月球更深部物质挖掘出，产生的溅射物四处抛射，呈辐射线搬布在冯·卡门撞击坑”平原”上。因此，嫦娥四号红外成像光谱仪分析到的对象，正是芬森撞击坑挖掘、抛射到冯·卡门撞击坑表面的月幔物质。

此次基于探测数据的研究结果，成功揭示了月球背面的物质组成，证实了月幔富含橄榄石的推论的正确性，加深了人类对月球形成与演化的认识。

——《中国青年报》2019年5月16日

河路争桥

詹克明

“河”行东西，“路”穿南北，会于中土，立地成桥。

“桥”直插河底，纵接于路。当属河耶路耶？一时引得河路相争。

①河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水就不会有桥，可见桥当归“水”所有。

路曰：大都市的“立交桥”都没有水，它们也是桥。况且，许多高架路实际上就是绵延在空中的“高架桥”。可见桥路（a）。

②河：“小桥流水人家”多么富有诗意！可见“桥”与“水”乃天作地设之（b）。

路：陆务观有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驿”乃是古代大路上的交通站，这不仅是“路”，还是交通干道。所系之“桥”虽是断桥，但自古以来便与“驿路”（c）。

③河：“兰州黄河第一桥”，“郑州黄河大铁桥”，“武汉长江大桥”，“杭州钱塘江大桥”……这些桥都与河名相连，当属于谁，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就已见分晓。怎么从来没见在上面镌有路牌呢？

路：没有路标牌号不一定就不重要。天安门坐落在北京“十里长安道”的正中央。天安门以东是“东长安街”，以西是“西长安街”，各自编制门牌号数。请问“天安门”在长安街上门牌几号？此乃“中华第一门”，同样没有路名牌号。

④河：最原始的桥当是浅水中的几块小石矶，人兽都可以踩着过河。这些石头原本就是河床的一部分，作为桥的雏形，自打老祖宗起这“桥”就是完完全全属于河的。一句曾经风靡全国的金科玉律——“摸着石头过河”，无意中也流露出对它的某种原始回归情结。

路：按照现代技术我可以建造一座斜拉桥，用斜缆将梁身悬吊。不仅河中不见一个桥墩，更无须在岸边建造桥堍，整座桥高悬于河流上方，与河水、河床、河岸全不搭界，它又怎么会属于河呢？

⑤河：河道运输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特别是江南水乡，河网密布，为便于大型木船通航，所建之桥多为桥洞高阔之拱桥。这些为水运而建之桥显然当附属于水。

路：首先，河流本身并不需要桥；其次，桥在方向上与路完全一致，却与河的流向交叉；第三，桥在高度上也与路完全相同，却与水面背离；第四，桥天然地与路连在一起，路之不存，桥将焉附。

⑥河：非也！桥与路并非存在必然联系。天安门前金水河上并排着五座金水桥，前后并无五条路，它们所连接的却是整整一座大广场。你能把“广场”称为“五条路”吗？

路：从形制上看，路是“干”，河是“湿”，桥亦是“干”，与路“同质”，自然被路引为同类。

⑦河：不一定！古罗马时代的“渡槽”都是拱形桥结构，由一连串拱形桥洞连成，渡槽里面流的是“水”，与“河”（d）！

路：河流乃自然地理之产物，而路则完全是人类文明产物。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桥同样是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要与路归为一类。

⑧河：自从有了人类，河流就已不再是完完全全的自然之物了。除了天然河流还有人工运河。

中国的自然水系多为东西流向，故南北交通和运输较为困难。京杭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不仅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还连接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区，使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条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一项堪称“世界级”的人类文明成果！

路：桥两边所连接的都是完全等同的路。倘若一座大桥修建得十分平直，不仅使用了与公路完全相同的水泥材质，而且桥面宽度也与公路等宽，人从桥上驱车而过，他根本感受不到下面有桥的存在。桥面与路面如此浑然一体，感官上都无从分辨，这样的桥还能不属于路吗？

……

河路争桥如此旗鼓相当，难分伯仲，欲请“桥”来评判一番，给双方分个高下。

桥静听多时，自认为：吾桥原本非路非河，独成一类，焉能归属其他异类？故“桥属河还是属路”是一个“伪命题”。权且扬汤止沸，略抒己见。

客观上看，桥断路必断，而河尚可通。由是观之，桥更为路之所需。但若仅仅为着路通而建，填石拦河，夯土筑路似更为简便。但如此堵水，更像筑“坝”，绝非架桥。“坝”：繁体字为“壩”，只顾“自通”，阻断河通，虽是土物难掩霸气。而“桥”既确保路通，又不碍河通，可见，桥乃是 ……    。

二位以为如何？

河路齐声称：“善！”

（原载《文汇报》，有删改）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

《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罅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縹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