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林贤治

①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②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那许许多多人们的被吃的情形，有学者统计说，《呐喊》、《 》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够长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国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当时作者本人未必便有答案，惟是留下艰难摸索的印迹，作为暗示读者的记号而已。

③我们看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若干个线头，可以由读者把它们同其余各篇的线头任意接续到一起。于是，诸如生存权利、权力资源、权威关系、集体行为、规范与行动、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同一性与异化等等，都落入到一张无限展开的闪烁不定的罗网里，无论从哪一个端点出发，都会找到最深远的根据；也无论沿着哪一条线路追索，同样会发现为周围的异已力量所牵掣的个体。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伟大之处，还不只在于抚慰寂寞的灵魂，当众多的个体组成“孤独的人群”时，鲁迅又把寂寞的消级的方面放大了给我们看——它是如何易于导致主体感的丧失，自由意志、热情和力量的消解，这就是看客形象系列的创造。看客的形象是混沌的形象，在庄子寓言里，凿窍而混沌死。但是，中国社会往往缺乏手持斧凿的精神战士。这是可怕的。

⑤文学是经验的产物。作家无论如何夸大想象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字都带着自传的性质。鲁迅的小说，所写大抵是个人经历和见闻，即便如《 》，均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史籍，而许多人物，也都是他所熟悉的，是穿戴了古衣冠的现代人，他无须编造离奇的情节，只须在记忆中选择日常性的材料，深入发掘其中的意义，然后把这些富含意义的材料加以改造，或由此生发开去。他喜欢使用“拼凑”的方法，理论家叫作“典型化”，而且把它划归到写实主义的名下，未免过于狭窄。他使用这一方法，其实是出于主题的需要。他要求集中。个人的生活印象因集中而变得尖锐、鲜明和特异起来，思想与美，就在这惊异中产生。

“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

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丈人画。”

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抒发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已经20周年，2018年无偿献血人次超过1500万，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目前仍然有大量的病人急需临床等待输血，部分城市偶发“血荒”。在与死神赛跑的道路上，如何让更多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挽救更多的生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在探索一个机制，希望在大城市建立一批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一旦出现血荒，这些队伍能拉得出来，参与献血，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容易解决血荒问题。这些队伍要有一定的规模，不是十几个人，而是上百、几千人的队伍。当然，一些特殊类型 的血液只能靠特殊人群建立志愿捐献者队伍来解决”。

（摘编自《红会探索建立无偿献血志愿队》，《北京青年报》2019年3月11曰）

（摘编自王翠娥、潘凌凌等《浙江省无偿献血人群人口学特征分析》，《预防医学》2018，Vol。30，No。3）

日前，由西安铁一中6名学生提出的模拟“提案”——《关于进一步推动无偿献血工作确保医疗用血充足供应的建议》，受到驻陕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杨正国的关注，并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全国两会。

“2018年，全国范围内互助献血的取消，使无偿献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调研中，团队成员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度不高，献血人数比例偏低，各地差别较大；献血点设置不合理，中心血站覆盖供血半径较大；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用报销流程烦琐，影响献血者的积极性；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献血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摘编自《6名高中生关注无偿献血“提案”提交全国两会》，中青在线2019年3月9曰）

现如今，世界献血者日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献血，各地都陆续推出精彩纷呈的献血活动。

美国为了鼓励人们献血用了各种各样的奖励办法。在密歇根州，献血者可以获得纪念T恤和帽子；在圣迭戈，献血者可以免费观赏鲸鱼；而克利夫兰市的红十字会更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献血者可以免费乘车到商业区品尝自己喜欢的饮料。

日本各地献血室正绞尽脑汁吸引年轻人献血。本土“动漫”风加上年轻人所钟爱的杂志和零食是日本部分献血站等候区的特色。献血者可以在采血时边看电视，边舒缓情绪，有的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美甲和按摩服务。献血屋不仅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服务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献血屋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细致，使献血者真切地体会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摘编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带你看看国外无偿献血》，浙江省血液中心2018年4月13日）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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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

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妖精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受不了了，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