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展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数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水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中国文化，大规模走向世界

陈 原

从今年10月开始，比利时各地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舞台。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典雅的牌楼竖立在市中心广场，茶室茶亭弥漫着浓郁的茶香，各大小展览馆不断展示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精品，各剧院不时演出中国的话剧、戏曲、舞蹈、木偶、皮影、武术等，中国电影在这里上演，莫言、余华、叶延滨等中国著名作家也来到这里访问，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化讲座在这里陆续亮相。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举行！

比利时皇家大剧院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它雄踞布鲁塞尔的最高处，除教堂之外，129米的总高度使它成为欧洲现存最高的古典建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古典建筑悬挂着巨幅中国山水画，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巨作的作者就是徐龙森，他近年来创作的10幅山水巨作这次都展现在欧洲观众眼前，高十多米，让人感觉恍若置身群山之间。比利时视觉艺术家科恩感慨道：“这些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置身这里的群山之中，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法呼吸。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时空的错位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汉学家魏查理说：“看到这些画，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仿佛到了四川或者福建。这些画既传统又现代，把它们与这座古老的建筑放在一起显得很和谐。”

徐龙森的画作显示出艺术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的体验。展示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就是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主旨。这儿已经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概念，从过去文学艺术的小范畴，扩展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文学、舞蹈、戏曲、话剧、木偶、杂技、皮影、交响乐、民乐、电影、美术、书法、摄影之外，还有园林、中医、建筑、文物、茶艺、日常生活等，无所不包，可以让欧洲观众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人。

欧洲观众的文化素养很高，他们对文化展览和演出都要求清楚其来龙去脉，追究文化背后的历史和生活。因此，讲座和研讨会也是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专家的大量讲解，让欧洲观众深入了解相关知识，并与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互动，沟通双方的感情，弥补文化方面的差异。已经举办过的讲座和研讨会，总是座无虚席，发言、提问踊跃，问题很详细，表现出听众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热情。

在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中，中国与比利时的文化对话特别引人关注，对话的表现方式是将中国艺术与比利时艺术同台展出，或者联合演出。从这些对话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文化背后的生命状态。“事物状态——中比当代艺术交流展”选择了中国艺术家26位，比利时艺术家24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看后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实在令人赞叹。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说，从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到这次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都是双方共同举办的，这样的形式比中国主办更具影响力，可以深入所在国的社会，在主流剧院和展览馆进行。这些文化活动，不但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全面地推向世界，而且也注重介绍中国的当代文化创造，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

除了重大的艺术节外，目前中国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的7个文化中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中心，展示中国文化是一种常态。中国文化大规模走出去正在成为现实！

今天的比利时，在机场，你会听见一声轻轻的中国话问候；在咖啡馆，或许服务员会向你要一元中国“小费”留作纪念；在巧克力店，人们可能会询问你来自何方，当听见北京时，你会听见一句惊呼：啊，奥林匹克！这就是今天的比利时，中国文化在这里落地开花。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许祚禄的长篇小说《青弋江儿女》讲述了长江下游青弋江两岸陶柳两家三代人从抗战迄今几十年的生活图景与风云变幻。小说采用家族叙事，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表现八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的乡土题材小说，它没有单纯地描绘农民的艰辛与困苦，也没有把乡村描绘成一幅单纯的田园牧歌图，而是由乡村知识分子谱曲填词，由农民演唱，反映农民几十年生存奋斗历史的长篇赞歌，是一幅由乡村知识分子观察思考并绘制的农村历史画卷，带有江南水乡特有的荷花馨香与泥土气息。

在《青弋江儿女》中，作者以陶柳两家三代人为描写对象，描绘了青弋江两岸的农民及农民出身的英雄群像。他们出身低微，祖祖辈辈在江南水乡生存繁衍。作者给他们取的名字也带有浓厚的水乡气息，男人不是“水”，就是“生”；女人不是“梅”，就是“红”。命名虽相似，但面貌各异，性格鲜明。男人既沉稳有力又乘风破浪；女人外表清新可人，内在泼辣爽直。这些人在青弋江两岸肥沃的圩田里种植稻米、莲藕，摸鱼捉虾，在长江、青弋江中乘风破浪，运黄沙跑运输。他们养育的儿女不是参军，为国捐躯，就是上大学学科技，支援祖国建设。“他们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刮地皮养活了我们的国家，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在三代人物中，第二代人是描写的重点，金梅则倾注了作者最多的笔墨。金梅自幼失去母亲，十五岁时被父亲卖给地主婆陶寡妇作童养媳，但她没有怨天尤人。她深明大义，有爱国情怀。抗战时期主动借给游击队一船稻谷，在建国初期主动支持丈夫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她爱憎分明，直爽泼辣。面对陶根子这样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小偷，她直指他们的小人之心，并坚决反抗。但当陶根子为救济灾民偷粮食时，她又宽容大度，原谅他曾经的错误。金梅是青弋江边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村女性，又是长江流域一位大写的“母亲”，不论是为女、为妻还是为母，都具有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尽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有些地方性格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过渡，但她仍是该作塑造得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许祚禄以乡村知识分子视角，描绘陶柳两家八十年的家族故事，表现农民朴素中的伟大，谱写了一曲农民赞歌。当然，在艺术上，《青弋江儿女》也如它的内容一样，质朴无华，没有新颖的叙事手法与结构艺术；描写人物的手法相对单一；一些情节的转折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人物语言是一个亮点，尤其是金梅与国红，个性化的语言将人物的性格展示得栩栩如生。而且，作品语言鲜明的地域特色，带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景物描写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审美性。

（摘编自朱菊香《乡村知识分子视域中的农民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