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的记忆

兰善清

柴烙印在灵魂深处，念今怀旧，日里梦里。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烧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今年到阿里山，衰朽的枯木又勾起了我心中柴的情愫……

何以如此不下心头？只因柴燃起的炊烟曾多年萦绕我的饭碗，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的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是杂树荆丛，应该说砍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了，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姐们相约到很远的大山割精良的山柴，青檀木、马槲梢、浮莲泡、黄椋树等指头粗细的好柴，一担可烧好几天。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①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注，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捆柴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据说山外人烧柴节约得出奇，一个细细柴棍在灶内来回拨弄，烧到火灰散尽。②小如盆瓮的灶膛里捧进一小把点燃，风箱一拉，悠悠燃着，缓缓做出一两碗饭来，还能在灶台的煨水罐上煨出一罐热水洗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③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

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柴到肩上，两腿打晃，只能拖着腿，牛一样喘息着前行。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起初，我走到乡下还纳闷，为什么到了冬天，老家对面山岭上不见了络绎成线进山割柴的人们？平原上的人们怎么不再带着干粮起早摸黑进山去？后来看到姐们家烧起了沼气，河边人家户户有了承包的柴山，大量的人进城务工了，柴已丰盛得烧不清，我们山沟家家也大堆小堆的干柴垒于山墙边，这才想起时代不同了，原来新的曙光照亮了锅灶，柴的难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彻底不被困扰，是电炊具、液化气、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拧开关火就燃起来，千担万担柴何以抵得了这一开就来的蓝莹莹的火苗？厨房革命也减掉了先前锅台案板间的手忙脚乱，不咋忙乎，该熟的就熟了，想吃的就能吃了……火不再由柴燃，饭不再一把把火煮半天，炒煮蒸炖转瞬间。

古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于民生，第一等要务。而就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说解决就解决掉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当那种由钻木取来的燃了千年万年、生生不息的柴火，被非柴而生的蓝莹莹的火甚至电磁、微波取代时，我们是否感到万古以来“烟熏火燎”的历史开天辟地般刷新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1日）

注：尖担：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尖，可插入柴束内。

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王剑冰

一

有哪一个县名，是和一个剧种连在一起的？只有弋阳。弋阳腔因弋阳立身，弋阳亦因弋阳腔扬名。“弋阳”二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那么，弋阳腔呢？

终于听到了，那是在一场雨中。很大的雨，似乎要先沐浴才能听曲。满街筒子都是雨水，哗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场地，场地里已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他们从弋阳的各个方位赶来，湿了鞋子，湿了衣衫，一个个却眼睛明亮，心志高昂，等着锣鼓开篇。戏是《珍珠记》，书生高文举与王金贞悲欢离合的故事。据说是百年老戏，2017年才由弋阳腔剧团复排出来。

雨的声音不时从门外传来，场内的观众却全然进入了戏中。八场戏环环相连，紧紧相扣，人们有时叫好，有时鼓掌，有时私下里帮腔，直到遭强权拆分的夫妻在包拯的主持下于公堂团圆，才舒心地出了一口气。演出结束了，还有不少人站着迟迟不走。

二

我来弋阳腔剧团的时候，部分人员正在排戏，排的是新挖掘出来的传统剧目《芦花絮》，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忠孝内容。

我就和舞台总监杨典荣聊了起来。老杨75了，说话有些漏风，但吐音有力，精神矍铄。喜欢了大半辈子弋阳腔，人老了，还在团里操心。老杨说，弋阳腔是元末明初的时候，浙江的南戏经信江传入弋阳一带，结合当地乡语和民歌滋生出的一个全新地方腔调，后来，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被称为“四大声腔”。弋阳腔是高腔鼻祖，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四十多个剧种无不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清康乾时代，内廷都以弋阳腔和昆曲为主要演出曲目，乾隆五十大寿，点的就是弋阳腔。

排练休息时，我见到了《珍珠记》中扮演王金贞的徐小芳，这位1987年生的鄱阳人，读初二的时候上饶艺校去招生，就进了艺校。四年后毕业，考到了新建的弋阳腔剧团。“这个团是新团，年轻人多，同学多，风气正，最重要的还是觉得弋阳腔有前途。”她说。她在这里认识了爱人操正。操正在《珍珠记》中扮花脸，扮相让人印象深刻。小芳说，团里的人现在说起来还年轻，可也都三十左右了，再有十年就四十上下，很快的。我想起演老仆的演员，她说她叫黄青南，才32呢。哦，演得真好，把一个善良的老奴演活了。

弋阳古戏台数量的众多，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一个个抱得十分紧密的村庄，竟然收藏着典雅精致的秘密，守护着村子长久的信仰。戏台多数是清代的，也有的从明代坚持到现在。这些老戏台，就像固执地开放在乡野的花树，不仅安抚了生活，也闪亮了历史。

变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不变的理想，那些同外婆的故事一样老的唱曲，还顽固地统治着农村的喜好。戏台与戏曲也是一种未尽的情缘，当锣鼓声从内里响起，一切都成了上天赐予的浪漫。有些戏台的墙上还留着当年演出的剧目，不仅有《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封神传》，还有《金貂记》《卖水记》《花蝴蝶》《借亲配》。看着那些戏台，你会觉得弋阳腔的调子已经渗入各个细部，在许多个夜晚翩衣舞袖，牵扯迷离的月光。是的，那一个个戏台，总为一袭长衫虚席以待，敞亮的空间，也最适合装下青春的梦想。

三

信江舒展地流着，这是一条母亲河，无私地养育了弋阳。

远远地就看见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戏楼，风风雨雨多少年，依然光彩屹立。村里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了这里，在戏台上疯耍疯闹，说词唱曲。

你会见到这种情景，饭盆汤碗在那里放着，戏装粉彩在那里摆着。弋阳腔一开唱，男女老少个个仰着脸笑着、呆着或恨着。听戏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风吹起来，场边的树枝在摇动，一颗果实掉落了，砸到地上有一种深刻的响，又一颗果实掉落了。竟然没有谁在意，他们在意着戏里的事，每个人都要从戏里去窥一窥自我。有的泪水挂在脸上，不擦也不抹，就那么随着戏，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敞开在这个世界里。婆媳关系不好的，或许会在这一刻各自有了触动，夫妻关系有裂痕的，或许会从剧情里看到各自的毛病。失去的还会回来吗？错位的还会复原吗？

戏真好啊。那一场场戏，就这么看了下去，一直看到鬓霜须白，看到地老天荒。

明白了，弋阳腔就是弋阳永久的代言，是弋阳百姓永久的感念。此后再提到弋阳，就会想起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28号，有删改）

国家有界 贸易无界

霍伟岸

①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②“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

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④“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⑤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X国第一”的口号其实从来不新鲜。于是，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⑥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 。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⑦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

⑧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

⑨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⑩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选自2018年9月号《读书》杂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