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通过他的英文著作，让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原本打算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散文的，林语堂的书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路。

马悦然是透过林语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他在纪念林语堂的文章里，长段地征引了小说《京华烟云》中对北京近乎完美的叙述。1980年，马悦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语堂笔下的古都了。于是他大为悲恸：“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这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所说的“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透过这种文学的力量，林语堂在读者的心目中为北京的事事物物铸就了一种永恒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因时间之推移而稍有改变。马悦然的眼泪，说明了林语堂文学技巧的成功，也说明了他为林语堂所误导。当然，林语堂绝非有意误导，而是读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语堂笔下的北京是林语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当然是有距离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国人怀着看博物馆的心理来看中国，结果真实的中国反而成了一定的虚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实。林语堂的著作常能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感到当前的种种都是过往的一种堕落或变形。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C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在谈到5G技术的发展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时，钟章队指出，当前5G技术的商用还集中于个人超速上网、AR/VR、超高清视频监控识别等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场景，今后在自动驾驶、智慧出行、智慧城市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带来很大影响。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的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人民网2019年3月3日）

材料二：

我国1G-5G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物联网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进步、效率和机遇并存的智媒时代。但与此同时，物联网“万物互联”的这种属性，也易使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呈现出“愈连接愈脆弱”的特征。2017年9月，物联网安全研究公司（Armis）通过利用蓝牙协议中的八个“零日漏洞”，设计了一组攻击向量（Blue borne），并在实验中构建了一个“僵尸网络”，以接管各类支持蓝牙的设备，传播恶意软件。据该项实验的负责人称，如果黑客利用这八个漏洞对蓝牙设备进行恶意攻击，受影响的设备将达到53亿台，无论当前市场上常见的智能设备还是新型物联网设备都很难从中幸免。

微软公司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平均每年要为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支付4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在数据流动性空前增强、攻击表面急剧扩大的5G时代，如何有效保障物联网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维护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需要彻底打破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思维定势，从设备、数据、算法、网络连接、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全面保障。

政府部门应当切实履行保障物联网安全的主体责任，应当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建立起有效的“技术+政策”的协同管理机制。监管部门应将安全标准纳入对市场准入门槛的考量当中，像以往治理矿难、食品、药品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那样，通过“严刑峻法”迫使互联网企业把安全保障列为头等大事。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应当强化自身的“数字素养”，增强对网络犯罪行为的辨别力，更为积极主动地保护自身的数据安全。

（摘编自《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光明网2019年3月26日）

仁者乐山

刘锡诚

山岳本属于自然物质世界，然在传统文化中，山岳却被赋予自然物质意义以外的诸多含义，于是，山岳在人们的观念中便常常显示为人文的符号。清代张英、王士祯、王掞、张榕端纂修的《渊鉴类函·地部·山》汇集了许多论及山岳的文献：“《春秋说题辞》曰：山之为言，宣也，合泽布气，调五神也。《礼记》曰：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论语》曰：仁者乐山。”《韩诗外传》解释说：“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人之所瞻仰，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禁焉，走兽伏焉。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有似夫仁人志士，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仁者乐山”一语，确乎概括了中国人对山岳的基本态度。

只要掰着指头数一数，在神话传说中，有哪一座稍微有一点儿名气的山，没有与仁者联系起来呢？我们不妨列举几个例子。

如衡山。《吴越春秋》曰：“禹伤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马而祭之，梦赤绣文衣男子，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之岳。’禹乃退，斋三日，登宛委，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言治水之要。”

如太行、王屋。就是愚公移山的那两座山。

如灵山。《晏子春秋》曰：“齐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有饥色，吾卜祟在高山广泽，寡人欲祠灵山可乎？晏子曰：夫灵山，因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独不欲雨，祠之何益！”又，《郡国志》曰：“灵山，昔有神女于此捣衣，因号捣衣山。山南绝岩有方石明莹，谓之玉女捣练碪。”

如君山。《植物志》（《四部备要》本）曰：“君山，洞庭之山是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遣精卫至王母取西山之玉印，印东海北山。”又，《湘州记》曰：“始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败至此山而免，因戏曰君山。”

这些文献记载所说的，都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有关山岳的神话和故事，都是把山岳视为与“仁者乐山”有关联的人文象征符号。

当然，只说“仁者乐山”似乎还有欠全面。崇山观念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基因。我们的祖先——原始先民最初就是从山林中走出来的。他们面对的是巍峨壮观的山岳和发源于峻山险谷里的河流，当他们对其高入云霄的磅礴气势、兴云布雨和孕育万物的神秘力量感到困惑莫解时便产生了对山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山的心理和对自然的崇拜，导致了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出现，而神话与宗教又反过来赋予山岳以神圣性。不仅中国文化中原始性的昆仑神话与后起的蓬莱仙话这两大精神文化体系，无不与山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崇山观念和山岳信仰，又一直伴随着自“帝尧命舜摄位望于山川”、西周敕封“五岳”、“五镇”起，到清末、甚至到民国止的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给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山岳文化看作是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产物。

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也都纷纷占领名山大川，并吸收中华山岳文化的精髓为自己的血肉。历代王朝也接受原始的山岳文化及民间文化中的崇山理念建立起适合自己利益和为其服务的上层文化。历代王朝关于“五岳”、“五镇”（最初是四镇）的诏令，不绝于缕而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的立祠、封禅、祭祀（包括望祭、遥祭）等活动，把“五岳”、“五镇”看作是五方、九州的镇州之物，当作接天通地、国土完整、江山永固、国运绵长的象征，作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和五行观念的体现，赋予这些圣山以深厚的人文意义，也因而建立了历代王朝都恪守不逾的国家常祀之礼。《博物志·山水总论》说得好：“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大川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这段话不正是“五岳”和“五镇”作为国家和政治象征符号的一个注脚吗？

以“五岳”、“五镇”为代表的山岳文化容纳着和整合着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排除了“左”的思潮的干扰，思想解放，处处生机盎然。作为文化遗产的“五岳”和“五镇”，在新的时代里焕发了生机，有的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或重点保护文物，有的成为文化旅游的资源，其所在地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飞跃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巨变，“五岳”、“五镇”的功能也发生了重大的嬗变。“五岳”、“五镇”文化的魅力没有减退，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发扬。如今，一方面，作为旅游文化资源，“五岳”、“五镇”已在不同程度上，甚至是急功近利地被开发着和利用着；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组成之一的地域文化，特别是长期农耕社会养育形成的农耕文明的特色和内涵，却又研究得远远不够。这不能不使人徒增一份焦虑和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