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媒称，中国于2017年7月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到2030年时创造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约合9500 亿元人民币）的产业。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3日报道，对于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来说，这份英文版长达28 页的文件，是对美国未来数十年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技术研究领域内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它概述了中国政府一项积极进取、不遗余力的计划，把发展人工智能当作中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这项计划同样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并引发决定大局的技术突破。报道认为，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强国之一，甚至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

（摘编自《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军者？中国锐意进取 美国沉默》，201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二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规划接连出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进入深度融合时期。经过60多年发展，人工智能如今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相对来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改变人们生活方面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正实现产业化应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统计显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有27家。其中，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佼佼者。

在2017年年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无人超市、智能互联汽车、虚拟现实康复设备等“黑科技”纷纷亮相，越来越多实体行业纷纷变得更加智能化，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益。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表示，人工智能将从两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直接改变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如手机、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智能改变各种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公检法、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等。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2018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全面领先，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尤其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主要为处理器/芯片），中国拥有14家，美国33家，中国仅为美国的42%。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技术平台），中国拥有273家，美国拥有586家，中国为美国的46%。应用层（机器学习应用/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语音识 别），中国拥有304家，美国拥有488家，中国是美国的62．3%。

（摘编自《中美人工智能实力如何 这组数据告诉你答案》，2017年8月7日亿邦动力网）

材料一：

所谓地震烈度，反映的是地面及房屋等建筑物受地震影响遭受破坏的程度，包括建筑物损毁、自然景观变化等。我国地震烈度分为12个等级，等级越高破坏越重。其中6度及以上，建筑物将有被破坏现象。一般而言，离震中越近，烈度值越大；离震中越远，烈度值越小。

地震烈度调查与评定是地震事件应对与处置工作的基础和依据。一是为抗震救灾工作部署提供依据；二是为地震灾害经济损失评估奠定基础；三是为灾区恢复重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摘编自《四川新闻网》）

材料二：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烈度图

材料三：

根据大量现场调查数据、仪器观测，以及对本地区历次地震灾害相关研究的归纳，本次九寨沟地震灾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此次地震震级大，达到了7.0级；震源偏深，有20千米；地震影响范围除四川外，还包括甘肃部分地区。但重灾区除景区人口集中外，其他区域村寨稀疏，总体人口密度较低，加之当地防震减灾能力近年来不断提升，因而本次地震人员伤亡和建筑物损毁程度都远低于青海玉树7.1级、四川芦山7.0级、云南鲁甸6.5级地震。

二是九寨沟县及附近区域设防烈度为8度，震区房屋建筑抗震设防水平较高，抗震性能总体较好，特别是经过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后的新建建筑达到了抗震设防要求，经受住了此次地震的考验。四川省地震、住建等有关部门近年来加强了农村居民抗震设防管理和指导，从建筑设计、工匠培训、宣传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工作，在这次地震中充分显示了成效。景区及城镇建筑物多采用了框架结构，乡村传统民居多采用穿斗木结构，抗震性能较强，房屋倒塌和严重损毁的比例很低，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三是本次地震对九寨沟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旅游景观和旅游基础设施造成较严重破坏，对当地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当地政府正在科学审慎地制定自然遗产保护和恢复重建方案。

四是震区属于高山峡谷区，地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较为严重，导致人员伤亡和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增加了救援和人员转移安置难度。

（摘编自《经济观察网》）

地震不仁，九寨沟火花海和诺日朗瀑布，都是“造化钟神秀”，孕育不止几千年（诺日朗瀑布形成时间至少数万年），而今却近乎被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惋惜。去过这两个景点的人或许会“痛其失”，而没去过的人则普遍遗憾还没去过，毕竟今后这两个景点能否恢复如初，还很难说。网上很多人讨论该不该对震后受损景点进行人工修复。就目前看，学界专家倾向于以自然修复为主；九寨沟景色形成于自然地理演化过程中，有些决口或漏点固然可以进行人工修补，道路系统、旅游接待系统等也可适度修复，但生态恢复则要看“天”。受损景区恢复，没法“一键修复”、一蹴而就，还得尊重自然规律。无论是当地政府、景区管理者还是社会大众，对此都应有起码的预估。在九寨沟景区对外开放摁下“暂停键”之后，要有供其自然修复的时间。九寨沟是旅游胜地，当地财政收入也形成了“旅游依赖”。景区进入恢复期，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被切断，有些民众生活也面临“断炊”风险。饶是如此，景区修复也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当地政府、景区管理方也得抑制住“靠景吃景”的冲动，有些该“慢慢来”的急不得，对于什么时候能恢复开放，要眼光长远、作长远打算，其规划也要和重建及生态恢复的进度统筹考虑。

（摘编自《新京报》）

寒食节比清明节早两天，但知道清明节的人不计其数，而知道寒食节的人寥寥无几。

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饥寒交迫之际，忠臣介子推割自己的肉给他充饥，帮助他①了难关。后来重耳当上国君，犒赏天下，但淡于功名利禄的介子推已带着老母隐居绵山。晋文公知恩图报心切，便亲往绵山恭请，为迫介子推出山而放火。三日火熄，介子推与其母相抱死于枯柳树下。晋文公悲恸不已，遂厚葬介子推于绵山，并改绵山为介山。又要求国民在介子推身亡之日，不得生火煮作，②吃冷食，以示纪念。此后相沿成俗，称为“寒食禁火”，便成了寒食节。

古人关于寒食节的诗词大都有应景伤怀之意。如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更有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时所作《黄州寒食诗》一帖二首，言人生苦旅之事，不胜感人。

唐朝孟云卿写道：“三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断烟火，不独清明为子推。”这诗已不仅仅是个人伤怀，而是因寒食而关注到了民间的疾苦，又较其他高一层次。

固然，寒食节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渐去渐远，然而每当念起高风亮节、铮铮铁骨的介子推先生，又想起体验人生伤痛、关注民间疾苦的古贤情怀，我总觉得，纪念寒食节还是有着其独特而可贵的③意义。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设计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竞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苦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