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孔子是位“温良”的教书先生,“温良恭俭让”是弟子对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谓“温良”,“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礼,又是内在的德性,圆融和熙,而低调谦抑,或是其精神底蕴。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对于人的操行举止,进退取舍,有着鲜明的恶骄而喜谦的态度。

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狂妄。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实即工言辞、善表暴,孔子直言“恶”之,鄙薄之意甚明。《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卫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却视之为“佞人”,“子曰：辞达而已矣”。本着“辞达而已”的立场,孔子讨厌信口开河的大言不惭,“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对于花言巧语,夫子更是十分鄙弃,他直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屡次记载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至于类似的表达,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反复的讥刺,足见孔子对“巧言”虚骄、“利口”自夸的憎厌。

孔子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伐”,“夸功曰伐”；殿,“军后曰殿”,常为智勇双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后,正说明他有勇气和能力,但他却以马行迟缓为由,不仅不自夸勇敢有谋,还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为赞许。另有一次孔门师徒欢会,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文中“无伐善”,即不自夸己之所长、所能,“无施劳”,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绩。书中虽未明记孔子的点评,但从夫子对颜渊的喜爱称赞来看,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浸润,换句话说,也流露了孔子对弟子“有若无”谦逊德性的嘉许。

孔子的“温良”实是其“不伐善”谦逊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谓诚中形外,显现出一位动荡时代智者“求达不求闻”的隐忍、坚毅精神。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9月2日胡发贵《孔子不伐善》,有删改）

一味向后看的阿Q精神

童大焕

总是有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数典忘祖”，然而却不告诉我们他所提醒的“典”和“祖”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和根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是增添我们生活的营养，还是仅仅给我们浮躁的生活表面加一点盐，撒一点胡椒面？

不久前，有十位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不甘寂寞，联名号召大家不要过圣诞节，为的是“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两天，媒体又报道说有几位在大学挂名的媒体人主张恢复“黄帝纪年”，以“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意思仿佛是别人都睡着了，只有他们几个醒着。

类似的热闹总是抽筋似的一阵又一阵，从“国学热”到“读经运动”，再到“牛郎织女传说申遗”，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占风头三五天。但恕我直言，除了倡议者们在个人的名利上通过类似举动吸引了一点眼球之外，我看不出其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有何真正的建树，倒是平白无故地浪费了不少媒体资源。

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总是频频地回顾往事；而当一个人处在儿童、少年、青年的时候，总是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睁眼看着广阔的世界，抬头展望遥远的未来。因此，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可以基本判断一个人心态和智慧的衰老程度。同样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其中的人们不是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融入到广阔的世界，以极大的热情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是耽于回忆，沉湎于复古之风且乐此不疲甚至引为时尚，则只能证明这个民族的心智已然衰老，他们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不是数典忘祖，因为祖先的血液、祖先的精神早已一代代传承并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不需要刻意通过浮华的表面上的仪式来证明。而在另一些方面，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凿穴而居、凿井而饮的过去，那些固然也是我们的“传统”，但并不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也与祖先们不断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久远梦想无关。

甚至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极度的自尊实质上就是极度自卑的表现。那些一心复古、寄希望于通过某种传统的“仪式”去建立自己“文化主体性”的人们，恰恰是对自身文化极度不自信，与鲁迅先生批判的“我的祖先比你阔”的阿Q精神并无二致。不要以为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就多么的高雅和高尚，华美皮袍下面的虱子总是按捺不住地蹦出来，在世人面前现眼。

龙应台说得好，文化是要让人更好地活，而不是相反。是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和资格让活人成为死的“文化”的祭品，相反，活生生的文化，一定是让人活得更自由、更开阔、更有权利和尊严的。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主持人）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了，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那您认为收入分配格局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

（辜胜阻）我国经济总量（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我们人均GDP也从30年前的不到两千美金的水平，现在发展到人均GDP已经超过四千美金。我们现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也早就超过日本了，应该说“国富”做得好。我们现在的财富分配格局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富人很少，中间层（中等收入阶层）也很少，大量的是低收入阶层。“十二五”期间怎么从“国富”走向国民共富，走向民富优先，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前不久有一个争论，说中国是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应该是巴西。巴西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贫富差别太大。它的行业贫富收入差别甚至达到28倍，我们现在的贫富差别是15倍。所以怎么样解决这种贫富差距，实现国民共富，特别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是关键。

（主持人）您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为什么是最难的呢？

（辜胜阻）因为你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间的比重，那么你就要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者降低企业的比重。现在我们有不同的企业，像国企的利润还不错，有接近两万亿的利润，你让它来提高它的劳动者收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它的利润很薄，做得好的利润率只有3%～5%，一般的只有1%～2%，大量的小企业还在亏损当中。你让这些中小企业涨薪，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就非常艰难。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虚拟化、热钱化，游离于实体经济，比如温州这些地方70%的企业转向房地产了，过去是靠做实体经济起家的，而且做得很好，比如打火机、鞋，但是现在都不做了，都逃离实体经济，出现了民间资本热钱化和虚拟化，都去做投资，炒房、炒煤、炒股。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我们产业的空心化，经济的泡沫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带头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在GDP中间的比重，和中小企业联手提高劳动报酬。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制度都是刚性的，它的负担也很大，你现在让它降低都很难。所以有的财政专家说我们的税负水平不是低而是高，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又很难降低它的比重，那“十二五”规划建议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将来就很有可能很难落实。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非常艰难。

（主持人）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那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辜胜阻）企业在高成本的状况下，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放弃、不做了，它们就退出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在过去三四年靠廉价劳动力会获得很好的利润，大家就不会去创新，就不会去推进技术的进步。所以有的老板讲，现在我五个人的事情请三个人干给四个人的工资，还有五个人的事情我请三个人干，再买一台机器，这就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有机变化，还有的说我要通过管理的创新降低企业的成本，来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企业一定要联手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企业自身来讲，你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作为政府来讲，你应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让它们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制度中间存在的问题。

（节选自《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谈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