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増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读晋代郭象的《<庄子>注》，我们就会发现郭象借着注释的形式从《庄子》中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唯其如此，郭象才取得了哲学家的资格。郭象常用“性”这一概念来讲祸福与命运的变化，这就将祸福与命运的根据，从外在力量转移到了个体之“性”的完满与否上。

在《逍遥游》中，大鹏是逍遥的象征，小鸟则是反面代表。它认为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也是飞翔的极致，何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原文歌颂大鹏、嘲笑小鸟的立场是鲜明的。但是郭象泯灭了大鹏与小鸟之间的区别，他说：“苟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是说，万物无论大小高低，只要自足其性，就可以同样逍遥，同样可以达到自由之境。“小大虽殊，逍遥一也”的关键在于“足于其性”，而“足”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自我内心的评定。

郭象还认为，逍遥与否还取决于是否有圣人来治理天下。有识之士的志向各自满足，固然是一种逍遥，但这仅仅指向普通生命个体。而令天下万物各足其性，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则是更应期待的圣人的逍遥。

今人对郭象的解释则有很多批评。王叔珉说：“郭象之注庄子，乃郭象之庄子，非庄子之庄子也。”这是批评郭象《<庄子>注》以自我表现为主，而不能贴近《庄子》原意。王中江认为，在价值认同上，郭象与庄子相反。他指出：“郭象在《<庄子>注》中，把庄子‘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向，完全逆转为‘认同一切价值’的方向。如果说庄子的逻辑是‘一切现实都是非合理的’的话，那么，郭象的逻辑则是‘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这是极为惊人的反差。”不过，郭象的观点流传至今，甚至独占鳌头，大概恰恰在于其借《庄子》原文抒发己意的做法。他独特的理论，或令人赞叹，或令人开怀，或令人疑惑。都昭示了其思想具有与众不同的趣味与魅力。

（取材于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材料二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见解，认为庄子思想中最高的人生理想是“逍遥”，也就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此一见解，大有商榷的余地。

现代学术界不大重视作为一种故意提倡不负责和不认真的生存状态的“游世”思想，却重视“逍遥”，因为后者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个令人产生敬意的话题。可实际上，“逍遥”与游世思想是不能分开的。认真追问“逍遥”是什么，就不能离开游世思想这个基础。

游世思想的关键，是一方面继承了隐者的传统，要寻求乱世中个人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激烈地认为世界是绝对黑暗的，个人不可能找到出路，由此否定隐者传统的温和乐观主义，把个人戏谑地扔进黑暗之中，认为以彻底的游戏姿态与黑暗周旋，才是个人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认真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并不是一种人生出路，而是没有出路之后对“自我”的精神放逐。

“逍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一种愉快感。《逍遥游》神采飞扬的文学性描述就表达了这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随遇而安的平静感，一种是藐视现实的孤傲感。郭象的《<庄子>注》抓住前者，把无可无不可的平静，夸张为任何状态下都能安足的庸俗快乐主义；现代的庄子研究者比较注重后者，努力把与世隔绝的孤傲，解释成品味高尚的自由精神。但实际上这两种愉快都只是与自我放逐、冷漠、敌意混乱不可分的片段情绪，他们是不稳定的生命理想。也就是说，逍遥游与游世思想是一体的，不是一种人生出路，更不是一种可以认真追求的生活目标。

（取材于颜世安《庄子评传》）

（摘编自王跃生《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与特征》）

表一  1993年—2010年家庭户规模变化情况 单位：%

表二  1994年—2010年家庭类型的代际变化 单位：%

（摘编自《我国家庭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摘编自杨利春《是什么造成我国家庭结构特征变化》）

（摘编自童辉杰《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七八年间，100多个国家共开设了300多个孔子学院和400多个孔子课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纽约中国文化游等活动把中国文化带到国外民众中间，产生了积极反响。文化“走出去”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是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文化还远不是国际主流文化，文化竞争实力与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很不相称。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存在误解，有的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解放前。

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我国文化“走出去”，要更多地展示我国现实情况，展示我国各族人民当代精神风貌。客观地说，当前我国“走出去”的更多是传统文化，其结果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记住了熊猫、中国结、舞狮子、武术等中国符号，却依然对中国社会存有偏见和误解。因此，我国文化“走出去”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代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必须科学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在路径方面，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梯度扩展。亚洲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与我们血脉相连、文化相近，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非洲、拉美国家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二级目的地。我国与欧美国家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有效展示、沟通理解、求同存异上。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针对性、讲究策略。要研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喜闻乐见的媒介开展文化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与经济“走出去”齐头并进，形成“双轮驱动”、互补互促的良好局面。要把经济“走出去”的每个企业、每个自然人都视作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把所有国际经贸交往活动、项目都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勇敢地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不断扩大影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选自201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①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②“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③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④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⑤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⑥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