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行会制度形成于唐代，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由于城市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敛的需要，设立行会，“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业，商业的行业而设立的，故有“行”之名。行会制度即是监督工商业者“合法”经营，贯彻统治阶级管理工商业者的意图、向官府缴纳税赋的工具。城市行会制度的产生，说明了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没有行会制度成长的前提条件。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客观上需要行会制度在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者也需要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到了明清之际，行会真正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行、帮。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者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手工业者之间，商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于是，他们各自组织行会，行会内部是减少竞争，统一协调，行会外部是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外来竞争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会实际上是工商业者的自发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们代表本行业，本部门或本地区工商业者的利益，内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规，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对外，具有强烈的利益自我保护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时代一些同业公会工商业会馆，商人帮会，如激州商会，洞庭商会，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市镇也崭露头角。这些城镇型社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商业十分活跃，市场连接海内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打开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业市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工商业会馆、公所纷纷建立，交换活动中货币的作用日益广泛，手工业工场涌现，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出现，手工业工场中雇佣关系形成。总之，这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镇中萌芽。明代后期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与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我国封建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人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不占多数。汉代王符说过；“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类皆如此。”所谓“农夫”，是指农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业人口。可见，洛阳城工商业者比“游手”还少，再加上官吏，军队，工商业者的比例在城市中更少了。开封城中虽也有“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南海贾，朝盈夕充”，但城内到处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大量消费人口充斥城市，即使带来城市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

（摘编自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

偶像总会给人一些神圣感、威仪感，靠近它们会有一种灵魂被触及的感觉，可是如果把偶像过分的世俗化、庸俗化，就成了“呕像”了。比如河北某地的奶奶庙就出现了手把方向盘的“车神”，对普通人吃喝拉撒声色犬马的欲望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有“钱”必“应”；北京某地的财神庙里的塑像，则直接让裸体的美女坐在了财神爷的大腿上，那“教化”意义，直白显豁，唯恐别人不明白、不掏钱……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民俗，是文化，是发展旅游的需要。

其实并非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但什么叫文化？一般认为，“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俗是自然规律和文明道理在生活中的“形象化”，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无不被“文而化之”。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一些超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以某种偶像、节日、仪规、禁忌、图形等等形式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某种精神的力量，对人们的道德、言行、审美、价值观等进行潜移默“化”，甚至可以渲染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性格。所谓东北人的豪放、山东人的热情、湖南妹子的泼辣、苏杭女子的曼妙，主要是地方文化濡养的结果。

民俗文化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域传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发生学、传播学过程。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层级越高，就越带有超越性和高尚性。一村一落的民俗，只要满足普通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老少平安的基本愿望就可以了。一省一市一个国家的民俗，就必然要承担起更为普适的包容的美好的社会责任。层级越高的民俗，越是摆脱了具体的实用价值的，具有了某种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值得所有人仰望和追寻的“星空”。也就是说，民俗出自于俗，却最终指向雅，包含着从平庸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向上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打着民俗旗号的“伪民俗”，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取巧思想在作祟。那些为了旅游开发编造出来的故事，为了满足违章开车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而生造“车神”，为了贪污腐败不被发现而求菩萨保佑，为了迎合财色双收的低俗愿望而“创造”出一个裸女坐怀的财神像……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伪民俗、恶民俗、丑民俗，是走向了“文化”反面的精神霉菌。

真正的民俗是在民间自发生成的，永远处在不断传播，不断升华、丰富、美化的动态过程中。它符合绝大多数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共同的心理诉求，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都无害，它是所有人共同营造又总能反哺于所有人的“文化共同体”。伪民俗是负面的文化，有害的文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给这种糟粕留下存在的空间。一时的兴盛，迟早会招致灭顶的结果。这一方面是文化自新的内在力量，也是先进的文化思潮、正确的社会力量，以及党和政府恰如其分的干预。民俗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放任自流的民俗经常会跑偏、变质，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说明主流价值观对民俗的教育、引导是必要的。而对民俗发生影响的理想状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适应了文化传承规律的循序渐进，是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基本的认知、审美、心理和既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之后的“移异”。

（选自刘加民《警惕“伪民俗”》，《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0日12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