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风

许俊文

风是乡村的魂。它不喜欢老是呆在一个地方，到处游荡着，时南时北，忽东忽西的。它走到哪里，哪里就能感觉到乡村的呼吸。

每次从城里回到老家豆村，第一个迎接我的便是风。我们虽然好多年没见面了，但它一点儿也不生分，先是用顽皮的小手，把我服服帖帖的头发拨弄乱，再在我干净的皮鞋和西服上，随意撒些尘土与细碎的草屑。要是春天，风就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花狗，当我刚从汽车上走下来，视觉还没来得及舒展开，它就从我的身上嗅出了豆村的气味，亲亲热热地扑过来，伸出温软的小舌头，一下一下舔我的手与脚踝，你赶也赶不走。如果是秋天，风里便有了果实发酵的味道，那幽微的醇意，好像一个去镇上打酒的孩子，不小心把酒洒了一路，惹人隐隐地有些陶醉。

因为风的缘故，乡村里许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物，便有了某种诗意。你瞧，那晚风中的炊烟，怎么看都像是一幅悬腕挥就的狂草，云烟乱舞，该虚的地方虚，该实的地方实，那是我们在绢和纸上无法做到的，可谓真正的“天书”了。莲荡也是。一阵风吹过去，一阵风又吹过来，满荡田田的莲叶便乱了。然而，乱是乱了，但却乱出了味道。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也说不清。看来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像这风中的“乱荷”，有一种不触动情欲的美，大美。你可以观，可以赏，但你却没有风的能耐，把好端端的东西破坏了，还居然翻出新意。还有秋风中的那些树木，原本蓊蓊郁郁的，可是经不住风的手轻轻地摇晃，三摇两摇的，就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还是古人高明，他们面对这样的凋零景象，只用“删繁就简三秋树”七个字，就把很复杂的意思表达出来。随着黄叶随风飘逝，树上那些平时看不见的鸟巢，一个一个都露了出来，远远看去，恰似一个个黑色的音符挂在枝柯上。

说到风，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年我从豆村带回一棵小枣树，栽在城里自家的庭院中，栽树之前我是下足了底肥的，可是几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它有多少长进。我很纳闷，就问父亲是什么原因。父亲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给出两个字：缺风。对，缺风。生长在乡村的树可不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实它是树和庄稼的神灵。一棵得风的树，就如同一个人得了机遇，东风来了摇一摇，西风来了晃一晃，每摇晃一次，它的根就往泥土深处扎一扎，晃着晃着，一棵树就在风中长高长粗了。父亲把这种现象叫做“得风水”。记得豆村牛鼻凹里有一棵歪脖子黄栌，据说已经很有些岁数了，可就是长不大，村里有人想把它砍下做犁弓，父亲制止道，这棵树虽然长得不是地方，但只要树头能从这凹里蹿出来，一旦招了风，不愁它不成材。后来那棵黄栌居然有了出头之日，风吹着呼呼地往上蹿，一年一个样，一年又一个样，如今它已经有合抱粗了，成了我们豆村的一个标志。这大概就是神奇的风使然吧。当然神奇的还有我的父亲，尽管岁月的风已经把他的头发吹白了，腰吹弯了，甚至连牙齿也吹脱落了，在风中踽踽而行时，须拄一枝拐杖，然而他能够从飘忽不定的风里悟出一点“道”，想必也该知足了。

乡村里的许多事物，小至一片浮萍，一株草，大到一棵树，一座山，都与风息息相关。春风归来遍地绿，它们不得不绿；秋风君临千叶黄，它们不得不黄。在这回黄转绿的变幻之中，永远不老的似乎只有土地，只有风。一拨又一拨的风，吹了几千年，几万年，它吹走了许多东西，又吹来了许多东西。庄稼在风中拔节，鸟雀在风中飞翔，蟋蟀在风中浅唱低吟……

倘若没有风，这个世界多么沉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 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 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 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 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 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 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 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 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 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 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 即便建筑， 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 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 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 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 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 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 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论语》中，“器”字总共出现了六次，字数占比连万分之五都不到，并且仅有五次具有实质意义。然而，这几处“器”字的不同内涵，却彰显出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标准。

“君子不器”，道出了孔子对君子的才具要求，君子应该博学多能，不要局限于一艺一能。为此，孔子在《雍也篇·第六》中对弟子子夏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之前，“儒”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行业，成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看，都是以一技之长谋求个人生计，这与孔子心中的道义担当、仁者精神相去甚远。在孔子心中，理想的君子应是有德兼有位者，应有超越个人生计的高远追求，以博学多能弘道济世。

“管仲器小”，“子贡是国之重器”，体现的是孔子对君子的德性要求，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子对管仲的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可能华夏之地就要改行夷狄之俗，也就是“被发左衽”了。孔子虽然肯定了管仲的相齐之功，并且也没有苛责管仲忘主事仇，但他仍然觉得管仲在器识德行上有所欠缺，识见并非宏大，心中骄做自满，行为有违礼法，在德性上称不上“克己复礼”的彬彬君子。

在孔子看来，事功固然重要，然而如果内心长时间做到“不违仁”、能够安贫乐道，那才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高于众弟子。与之相比，子贡虽然精于辞令、善于经商，并且曾游说四国，使鲁国转危为安，在当时世俗眼中取得了比孔子更大的成功，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外物有所执，对内心的省察砥砺不够，所以孔子给予子贡的评价为瑚琏，合乎“礼”却限于“器”，并未完全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境界。

“君子使人必器之”，强调的是孔子心中的合作共事之道。君子与人为善，合作意识强，然而心中有“道”，所思所行必以之为遂循。与小人不同，君子对人不求全责备、注重量才而用，让个体的才具器识在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及其使人也，器之”的上下文看，也可看出君子的正道直行，对于“说之不以道”的人，君子一视同仁，能够宽宥对方以往的过失，不钻道德的牛角尖，注意发挥个体所长，一起把事情做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孔子以工匠做事必先磨砺器具为例，认为为仁必须先到贤能之人中接受熏陶，仍然是谈君子的相处之道，君子应多与贤能之士交往，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从这些日常接触中砥砺德行、增长才干，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涵养，才能慢慢达到“仁”的境界。

（节选自《儒家思想解读：“器”与君子修养》）

绣枕

凌叔华

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此时天气闷热，小巴狗只有躺在桌底伸出舌头喘气的份儿。

张妈站在背后打扇子，脸上一道一道的汗渍，她不住地用手巾擦，可总擦不干。她瞧着她主人的汗虽然没有她那样多，可是脸热得酱红，白细夏布褂汗湿了一背脊。她忍不住说道：“大小姐，歇会儿，凉快凉快吧。老爷虽说明天得送这靠垫去，可是没规定早上或晚上呢。”“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不能不赶了。你站过来扇扇。”小姐答完仍旧低头做活。

张妈走到左边，一面打着扇子，一面不住眼地看着绣的东西，叹口气道：“这样一个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鸟绣得真爱死人！”大小姐嘴边轻轻地显露一弧笑涡，但刹那便止。

张妈话头不断，接着说：“哼，这一对靠枕儿送到白总长那里，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亲事。唔，我懂得老爷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张妈，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针打住说，她的脸上微微红晕起来。

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张妈的女儿小妞儿已经长成和她妈一样粗细。现在她妈告假回家的当儿，她居然能做替工。夏天夜上，她与大小姐捶腿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大小姐，前天干妈送我一对枕头顶儿，顶好看啦，一边是一只翠乌，一边是一只凤凰。”“怎么还有绣半只乌的吗？”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说。“说起我这对枕头顶儿，话长哪。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爷，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少爷看见就叫王二嫂捡了去。干妈后来就和王二嫂要了来给我，那晚上，我拿回家来足足看了好一会子，真爱死人咧，只那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那翠鸟的眼睛望着池子里的小鱼儿真要绣活了，那眼睛真个发亮，不知用什么线绣的。”大小姐听到这里忽然心中一动，小妞儿还往下说：“真可惜，这样好看的东西毁了……”

大小姐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绣过一对很精细的靠垫——上头也有翠鸟与凤凰的。那时白天太热，拿不得针，常常留到晚上绣，完了工，还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这鸟比她的怎样，吩咐小妞儿把那对枕顶儿立刻拿了来。小妞儿把枕顶片儿拿来说：“大小姐你看看这样好的黑青云霞缎的地子都脏了。这鸟听说从前都是凸出来的，现在已经踏凹了。您看——这鸟的冠子，这鸟的红嘴，颜色到现在还很鲜亮。王二嫂说那翠鸟的眼球子，从前还有两颗真珠子镶在里头。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荷叶太大，做枕顶儿用不着……”

大小姐只管对着这两块绣花片子出神，小妞儿末了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清了。她只回忆起她做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荷叶太大块，更难绣，用一样绿色太板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做完那对靠垫以后，送给了白家，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词。她的闺中女伴，取笑了许多话，她听到常常自己红着脸微笑。还有，她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那种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撩乱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来。

（有删改）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