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

杨一凡

穆爷爷是镇上的木匠。

听说他从小便没了父母，被一个好心的木雕师傅养大。木雕师傅本是紫禁城里头修缮宫殿的匠人，几经辗转流落到了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刻刀下的凤凰漂亮得像是要飞起来一样。穆爷爷承袭了他的手艺，木雕水平出神入化。无奈战乱年代无人欣赏木雕，他便转了行，做了个普通的木匠，平日里干些简单的木工活计。

“穆爷爷”这称呼，实际上唯有我这样叫。穆爷爷住在镇外的一座废园子里，又因性情不喜喧闹，多次训斥了去废园子探险的孩子们，便在孩子中得了个“老怪”之名。而我每次去都安安静静，因此，我才得到在废园长久停留的特权。

废园已有好些年头了，100年？200年？没人说得清。其间换了数任主人，最终荒芜破落至今。别人都不懂为什么穆爷爷要住在这么个坍圮了大半的地方。只有我明白，穆爷爷是为了这园子里的木雕。

穆爷爷时常在园子里抚摸着那些染上尘埃、疲惫不堪的雕花，就像很多年前那位木雕师傅所做的那样。木雕师傅在这园子里叹惋了半辈子，最终也未能见到它焕然一新的模样。听闻这位老人临终时还拉着穆爷爷的手嘱咐，游廊的花窗该如何开，亭子的匾额该如何修复。末了说：“老头子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看着那帮洋鬼子打了进来，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当年我没出息，自个儿跑出了京。老天爷发善心，让我到了这儿，安安稳稳活了几十年。可我这心里头难受啊！那年我背着包袱走出屋子，见着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我还没做完的花雕……”

“小穆啊，老头子有私心，舍不得这门手艺跟着我埋进土里。你把那园子修修好，就当是圆了老头子的一个梦。”

记忆里穆爷爷曾说：“丫头，你看看这些木头。它们都是活的啊！这些断了翼的鸟，折了枝的花，也会感到疼的啊。”

彼时我抬着头，懵懵懂懂地问：“是像阿苗摔伤了一样疼吗？”好像世间之事，至伤痛也不过臂上一块瘀青。涂上药酒，吹一口气，就可以消隐无踪。

“还要更疼啊。”穆爷爷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阿苗长大了就会懂的。”

我时常觉得，穆爷爷做木匠，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活下去，则是为了修复那些木雕。

在那些缓缓流动的时光里，我也曾整日徘徊于亭台楼阁间，指尖掠过雕花的窗棂。我想，一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我也曾感受到指尖的温热与浅浅的呼吸，听到那些花鸟的不甘，不甘湮没灰尘，如秋虫敛鞘翅，在枯叶下瑟瑟忍冬。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看见过千百回的画面：旧屋，木凳，暖阳。穆爷爷伏在案上，布满皱褶的手一丝不乱地刻下起死回生的诏令。他的脚边堆满木屑，空气里有陈旧却不曾霉变的木香。

好像一个世界的种子就在那把刻刀下，破土成芽。

我一天天地长大，穆爷爷一天天地变老。他的腰杆不再挺直，一头白发如废园里的荒草，整个人犹如一枚失水皱缩的橘核。那双眼睛染上一点点浑浊，目光却依然专注而执着。

他开始加快了修复木雕的速度。以往我去时，还能见他在做着不知哪家的木凳，现在却已渐渐看不到了。他一心扑在了他的木雕上。

穆爷爷说：“丫头，我担心我的时间不够了啊。”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瘦着，好像把所有的气血都注入了刻刀。

那一日我出门前，母亲接了个电话，在那里怔怔站了几秒，尔后放下听筒向我招手：“阿苗，回来。”

“我要去废园。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吧。”

母亲急急地追出来，我却已消失在小巷深处。

我到废园时，静寂的园子里隐有人声。我并没有进去，而是转了个弯，去了废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座小亭，四根红木柱子上游龙蜿蜒，昂首奋飞，栩栩如生。

——昨日我来时，穆爷爷指着那条失了双眼的游龙，道：“这是园里最后一处需要修复的地方了。”语调兴奋如孩童。

“了却这桩心愿，我也能安心地入土了。”

穆爷爷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我觉得穆爷爷仍然在那园子里，静默地摩挲着那些活过来的木头，古老的纹理斑驳出崭新的色彩。葬礼时我就在那儿，独自像个疯子一样地哭了一场，泪眼朦胧中重又看到了那个苍老却笃定的身影。

我想穆爷爷一定还是开心的吧。看着两代人，或许是更多人的梦想在手下圆满。

那以后我再未去过废园。不，现在它已不叫废园了。省城来的专家见到它后如获至宝，听闻修复它的老人业已过世，又是好一阵扼腕叹息。

废园的名字被从古籍中翻了出来。它叫匠园。木匠的匠，工匠的匠。

镇上的几个老人一拍脑袋，笑叹道：“我说老穆怎么总守着那个园子呢。你还记得不，他单名一个匠字啊！”

穆匠。木匠。匠园。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