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唐代的监察机构形成了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监察区，设刺史负责监察之责。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其权力相对较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的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取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的实施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闻风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古代监察官很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察、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这一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丁香花的思念

顾晓蕊

一场春雨过后，院中的丁香花开了。重来北田镇的我驻足凝望，深吸口气，那香气浓郁、执拗，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我忽然想起一个人，她的网名叫丁香，是紫丁香一样暗香清幽的女子。

去年初春，我到山西参加文学活动，在北田镇采访当地文化名人，她便是其中的一位剪纸艺人。现场的人挺多，隔着绰绰人影，我远远地望去：她穿淡紫色的长裙，眉眼秀朗，眸子深邃，透着一股清贵之气：一把剪刀，一张彩纸，手指翻飞间，裁出花儿蝶儿：少顷，剪纸缓缓展开，蔓延出一个春天。观望的人啧啧称叹，她盈盈一笑，大方地坐下，安静而端庄。我们互加了微信，时间久了，聊得多起来。这才知道，纤巧灵秀的她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供电公司上班，爱人小胡是一位沉稳朴实的现役军官，两人的相识是巧合更是缘分。

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两人恰好座位相邻。她先上的车，踮起脚往货架上放行李，试了几次没够着。他走了过来，微愣一下，随即说：“我来帮你吧！”火车开动了，他瞟了一眼，却是刹那惊鸿：她黑亮的眼眸如澄澈的湖水，身上的绿军装又如此亲切！他心里一片喜悦，于是就主动攀谈起来：“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学生，赶上放假，回济南老家。从小我就有绿色梦，还有一年毕业，就会跟你一样走进军营。”说到这里，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觉得太过冒昧。可她并不介意，反而笑着说：“我父亲是军官，自小就生活在部队大院，很庆幸能成为军人，可惜明年就要退伍了。”这一路上，他们聊得很投缘，但多数时间是他说，她微笑地听着。临下车，彼此要了地址，从此书信往来，成了要好的朋友。第二年，她离开部队，回到内地工作，而他也如愿去了西北大漠某边防连。

跟他同连队的指导员夏阳，有次回家探亲，舅妈悄悄递给他张照片说：“你这个表妹，年纪不小了，也不说找男朋友，你费费心，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夏阳倒是上心，觉得小胡不错，有一回训练间歇，说要把表妹介绍给他。没想到小胡听了脸一红，吭吭哧哧地说：“我……还想趁年轻好好干，干出个样呢。”第二天，小胡有事去找夏阳，人不在，门敞着。桌子上放着张照片，小胡一看乐了，那初雪般的脸庞多么熟悉！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待夏阳回来，主动缠着他说：“你说的事儿，我后来想了想，要不先了解下吧。”两颗年轻的心，早已彼此倾慕，于是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一年后，在部队举行婚礼，他们谈起了火车上的相遇。表哥这才恍然大悟：“我还奇怪呢，你小子态度大转弯，原来是这么回事！”

结婚后，两人聚少离多，依旧纸墨传情。两年后，儿子出生了，日子变得忙碌起来。她习惯了半夜抱着儿子去医院。那时，她多想跟远在千里之外的他说说心中的焦虑、委屈，可念头蹦出来，又被摁回去。她怕惊扰了他，独自饮下惆怅与苦楚。儿子两岁多时，他穿着便装回家，伸开双臂，想给孩子一个拥抱。可儿子怯怯地躲到妈妈身后，她心酸地说：“快喊爸爸！”儿子指着他的衣服说：“不对！”他赶紧换回军装，儿子这才蹭上前拽住他的衣角，小脸紧贴上去。两人先是一怔，随即相视而笑，却都湿了眼睛，漫起朦胧的水雾。

追忆还想继续，这时手机忽然响起：“从微信中得知，你又到了北田镇，特来看望。”一扭头，我看见她姗姗地走进院中，依然是初见的模样，双瞳涟涟，气度飘然。两个女子在小镇上一家酒馆里，聊天小酌，都有几分薄醉。知她酷爱戏曲，我说：“来段京剧吧！”那天她唱了《梨花颂》，眼波流转间，道不尽相思意。我听得痴醉。一曲唱罢，她说：“我下个月休假，带着儿子去部队，这是最后一次探亲。他年底要转业，有些舍不得，我心里懂得。”

她送我到院子时，我指着一丛花说：“多美的丁香花！”她欢喜地走近去看，俯身嗅，薄纱似的月光洒在花丛中，罩在她身上。我笑望着，只觉得她与花，一样清雅美好。

（节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几百年来，苏子提出的“诗中有画”这个观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想大家读王维诗，一定像《红楼梦》里的香菱一样，分明是感到了一种画意，所以才会对苏东坡的见解产生共鸣，关键是对这种画意究竟该如何看待。

莱辛曾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这是说，诗的语言有一种造型能力，能像画一样给人近似直观的印象。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确有一种宛然在目的逼真感。

但即便如此，也别忘了香菱的鉴赏经验：“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合上书一想”乃是调动记忆表象的过程，没有读者经验的参与，任何诗都只是一堆语词和概念，和绘画毫不相干。按克罗齐的说法，“凡是有艺术感的人，都会从一行诗句中，从诗人的一首小诗中既找到音乐性和图画，又找到雕刻力和建筑结构”。如果说这一结论略显武断，那么我们可以将命题的外延缩小，说凡是有一定美术修养的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到画意。事实上，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或者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说的：“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诗中有画”从根本上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苏东坡并不是这种读者中最早的一位，更早还有殷璠，他已看到了王维“着壁成绘”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王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画面。如果读者习惯于从这种美术的角度，从语言的造型能力去欣赏诗的话，那么从曹植、陶渊明到杜甫诗都被看出画意，而且当然也可以分析其构图取景着色的特征。苏东坡不就读出了“少陵翰墨无形画”吗？朱子也曾称赞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只不过老杜不传画笔，无从捕风捉影；而王维兼擅丹青，遂予人以口实。其实身为画家的诗人，也有诗中无画的，比如顾况也是名画家，他的诗就缺乏造型的兴趣。对这种情形，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看来，诗中有画无画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为画家，强调王维“诗中有画”及与绘画的关系，非但不能突出王维的独特性，某种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形成王维诗风的更本质的东西。我发现当代最早的王维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几乎不谈“诗中有画”，他认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另外，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对中国诗歌有良好感觉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在《盛唐诗》里也只说大多数研究者“从其作品中发现了画家的眼光”，而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却着重分析了王维诗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不是从类型惯例中获得的普遍反应的真实性，而是直接感觉的真实性，“通过在诗中描写所见而不是诗人的观察活动，诗人将使得读者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心感受”。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选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有删改)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