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②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③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的。

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⑤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 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  。探讨文明起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⑥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⑦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观察人，而如此做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⑧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⑨关于中国文明起，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⑩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 李学勤《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

棣花之荷

徐祯霞

对于棣花的荷，我好奇着，并疑惑着，因此一直处于隔县观望的状态。天下美荷，多在南方，北方甚少，荷生之地，多是水源涵养之所，棣花乃旱地，何以养得了如此多的荷？更何况是千亩之荷，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

可去过棣花的人都说棣花的荷美，有水道，能划船，花开之际，一眼望不到边，只见荷头攒动，绿叶招展，真真是个美煞人也。人如此说，我依然是有些不相信的。我始终以为，不是荷有多美，而是荷因为棣花这片土地而被人高看一眼，荷花长在棣花的土地上，贾平凹也出生在棣花的这片土地上，人因为贾平凹而来棣花，因为贾平凹的大名而仰视棣花的荷，棣花的荷便因为贾平凹而与其它的荷大大不同了。

这些年见的荷多了，有私人庭院的荷，有公园的荷，有水塘的荷，更有南方的荷。尤其是在济南，看到了大明湖的荷，于是，天下的荷在我的眼里顿时逊色，大明湖的荷，那可真真是不辜负传说，石桥、曲廊、画舫、古亭，都是最美的风景画，湖中荷韵飘香，岸边绿柳垂绦，在绿柳婆娑间，远处烟波浩渺，青山如黛，忽然楹联出现在我的面前：“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联是对大明湖景色最好的概括，大明湖的荷花确实浩瀚无边。

棣花的荷塘开放好久了，我一直没有去，常见之物，也少了去探究它的兴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丹凤，同行之人说要去看看棣花的荷，于是便陪同前往。来到棣花，放眼四望，原来，棣花的荷竟是不逊于济南大明湖的荷花的，我诧异，在秦岭山中，这样一个崇山峻岭的县城，也会有如此浩瀚的江南之地，烟波水乡，确实让我吃惊不小，千亩荷塘，真不是一个传说，。我不仅诧异了，而且惊喜了，我常常追逐于江南的水乡，而就在我所处的商洛，也一样有着一个水光潋滟荷叶田田的水乡，我竟然几年视而不见，太辜负这片生机勃勃的荷塘了。

来到荷塘边，我放眼望去，荷塘在我的眼前便如铺开的一幅硕大的锦画，绿荷、拱桥、长亭、游船，一眼望不到边，我静静地打量了数分钟，心中顿有豁然之像，总是喜欢江南的开阔，喜欢江南的无遮无拦，喜欢一眼可以看出几里外的视觉，眼前的荷塘，又让我有了找到小江南的感觉，看到那些在荷塘中穿梭迂回的船只，我不禁心动起来，划船去，划船去！

我们上了船，船顺着水道“嗖”地向前驶去。第一次坐船，坐北方荷塘中的船，这种感觉是兴奋且激动着的，我一边用手拍水，一边欣赏着满塘的荷花，突然想起了杨万里的诗：“红白莲花共塘开，两般颜色一船香。疑是汉殿三千女，半是红妆半淡妆。”此诗恰好写出了此时荷塘的景色，水波两边，荷花开得正艳，粉的，白的，竞相在往出窜，共争一池春色。正是赏荷时节，我们在无意之中赶上了一塘荷的盛宴，在这里，观赏到了荷生命中最美的姿态，袅袅婷婷，如豆蔻少女一般的绽放。

蓦然想起了晋乐府《采莲曲》：“江南可采莲，莲叶荷田田；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鱼戏荷叶南，鱼戏荷叶北。”此时，不是采莲的季节，我也只能臆想一下。我是没有采过莲子的，愈是没有机会体验的事，愈是充满着无限的好奇。船依然在行进，我们已经置身在满满的荷丛当中，纵眼四周，全是荷，挤挤挨挨，将我们簇拥着，心也如这船儿荡漾了起来。

自此，对于一个没有考察论证过的事情再也不敢妄下断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万物都有自己的不同，在荷的世界里，每一朵荷看似相同的，其实又是不同的，生长的土壤、气候、环境以及地域地貌特征，都会让它们产生很大的不同，有的肥厚，有的瘦削，有的丰硕，有的娇艳。而在花的世界里，它们又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轮回。有早开的，有晚开的，有绽尽一生风华的，也有被无情的风雨摧折的。而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它们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而它们的艰辛与磨砺我们却不知。棣花的荷，也注定是有过艰辛的，它也是从一个个小的叶片逐渐成长起来的，长成这郁郁葱葱健硕丰满的荷塘，而最终盛开成这一片天光灿烂的荷花。因此，任何的成长和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正如贾平凹辉煌的文学成就，它也是贾平凹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如果没有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耕耘，他如何能著作等身？如果没有写出优秀深刻的文学作品，他又如何能够屡屡获奖，以至“荷叶田田”呢？

棣花的荷，注定是与别处的荷不同的，它有着别的荷所没有的成长经历和故事，它有着自己的性格和品格，有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人文情怀，它与天下荷是相同的，又与天下荷是不同的。

正如，众生有别。

（有删改）

民法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民法典编纂历来是成文法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如今，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举措。

从历史上看，民法法典化能够成为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场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民法法典化顺应了以集中立法承认和保障民事权利的需要。编纂民法典，可以将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固化在体系完备、逻辑周全的法律形式里，尽可能从立法上实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二是编纂民法典往往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现代工商业繁荣铺平道路。

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大变动之中,不具备制定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因此，立法机关首先制定了一批社会生活急需的民事单行法，待时机成熟，再考虑制定民法典。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很好效果，体现出立法智慧。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总则、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从各方面看，在民事法律基本形成体系、国家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编纂民法典已具备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人们期待编纂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来促进民事法律秩序更加健全，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编纂民法典既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不仅要刪繁就简，还要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就要继续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国是在21世纪编纂民法典。当今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传承，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更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符合工业时代需要，也要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体现民法典的民族性。民法典编纂要立足中国，体现民族特色。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中，融入民法典编纂全过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二是将我国独有的民事制度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摘编自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