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着大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 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把“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 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 ——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它确实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

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在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后，中国的消费金融市场发展得到了高速增长，规模逐年扩大，学生人群也开始在消费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校园贷遂成为消费金融市场里面的新兴发展市场。自2010年到2015年，全国高校总数基本保持平稳，在3600家左右，而在校学生数量则呈现逐年缓慢增长趋势，在2015年达到2628万，如果按每个学生每年消费5000元估算，校园贷可以达到1300亿的消费市场。

大学生是一个自身缺乏稳定收入，又无独立经济能力，而消费需求旺盛的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信用消费、提前消费的消费意识下，分期贷款消费帮助一部分学生解决了高额一次付清和入不敷出的消费难题。

摘编自《校园贷现状简要分析报告》

大学生校园网贷分期消费金融模式

摘自《互联网消费金融常见模式》)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近日，教育部和相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回应校园贷问题，明令禁止“校园网贷”，鼓励正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引发社会关注。

前不久，陕西21岁大学生小朱因无法偿还校园贷而跳江自杀，成为这一灰色金融形式酿成的又一悲剧。而每一起因校园贷引发的不幸背后，都事关学子的前程和家庭的命运。“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宣传遍布陷阱，让大学生一经借贷便深陷其中。这种病态模式和恶劣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各家校园网贷平台野蛮扩张，乱象愈演愈烈。一些平台对代理中介或借款方管理不力，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校园贷沦为“校园害”。这乱象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命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就会最终迷失自我。

摘编自人民日报《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

高考结束后，又将有一大批新人将走进大学校园，办一张信用卡，会是他们中很多人的选择。而在监管机构严整“网络贷款机构校园贷”的当下，银行在阔别大学生借贷市场数年后再度回到校园。多家银行争相推出学生信用卡，发力学生市场。近年来，大学生数量逐年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2695.8万人，大学生消费市场总规模超过6000亿元。伴随着大学生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经历了不合规的“校园贷”退出之后，银行“正规军”走进大学生的生活。

中行的“中银E贷·校园贷”在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试点推出。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的大三学生王磊（化名)说，目前尚未看到中国银行进校园推广，“不仅是我，至少我身边的同学都没听说。”他说，目前对中行的校园贷产品还不了解，如果额度较高、利率较低又很安全，他会使用。“此前我的手机、电脑都是通过分期的方式购买的。”

建行广东省分行的“金蜜峰校园快贷”率先于广东高校试点。不过，多位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在校学生对记者表示，目前还不了解这款产品，也没见到建行进校园推广，身边还没人使用这款产品。

（摘编自钱江晚报《各大银行再度发力学生信用卡市场》)

刚刚闭幕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16枚金牌、14枚银牌、5枚铜牌，再次荣登金牌榜、奖牌榜第一。我国青年技工一次次摘得大赛金牌，刷新着人们对当今技术工人及其职业的认识，让更多人意识到高技能工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多重要，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值得全社会尊敬的。

从世界技能大赛传递出的某些信号中，我们可以对未来全球技能人才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预判。从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设置变化、应用要求的提高可以看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对不同领域的技能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服务领域精细度要求不断提高“市场需求将更加个性化，工艺需求将更加人性化，工匠的作用将更加重要”，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高技能人才需要复合技能，要持续进行技能开发和培训。

   （摘编自罗娟《期待“技能金牌”发挥杠杆效应》）

“用工荒”“招人难”，是岁末年初的时令性话题。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用工短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指技术门槛低的务工人员供给不足，现在则突出表现为高级技工的缺乏。这一变化，是产业发展与升级在用工需求端的必然反映。目前的招工难，间接表明产业工人供给尚未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在谈论用工短缺现象时，近几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企业自动化生产程度提高，用工荒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现实中，机器人不仅不能完全代替人，还需要具有相应管理和技术能力的人来维护。正所谓，“升级生产线容易，但是让工人们随之升级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没有高级技工的支撑，以机器人替代人为象征的生产线升级也将被拖累。

   （摘编自朱昌俊《高级技工严重短缺 学历偏见早该放下》）

进入5月，全国各地陆续组织首次高职院校扩招补报名，意味着高职扩招拉开了帷幕。高职扩招举措的落地，将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

人社部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高职扩招后，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一线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才红利，使之成为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生力军。今年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此次高职扩招，正是促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也将成为高等教育进入毛入学率50%这个普及化阶段的“临门一脚”，更是以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重要之举。高职扩招进一步丰富生源构成，这对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评价机制，对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高职扩招，使普通高中学生选择更多样，不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让中职学生有了更多就业优势、创业本领、升学通道和更扎实的终身发展基础；令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也有了更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能够更高质量地就业。

   （摘编自赵婀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生力军》）

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发音是约定俗成的。但纵观历史，汉语语音的变化之大，其实远超过文字、词汇和语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中塑造的“唐韵”，再到近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形成的普通话，语音的流变从未停止。一条河流之下，有着千万年沉淀而成的河床，这是河流的本质。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有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能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感受委婉的韵致，能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yǎ)”中体会旷野的苍凉，这是语言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有语言学家说，朱熹穿越回春秋时期，也听不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在说些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发现“平分阴阳，入派四声”这样的规律，在语音的演变中看到那决定河流走向的河床。而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承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押韵，更讲平仄。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的“诗眼”，更是保留下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音韵之美、语言之美。当下，公众吐槽诗词中读音的修改，也正是有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呵护之心。公众希望留存这些“诗眼”，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气眼”，让日用交流的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够多一份文气、多一份古意。如果只是为了“规范”“统一”等原因而“去异求同”，也就难免在不经意间丧失了记忆，也丢掉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解先人的机会。

诗——中华文化的灵魂

世界上没有哪种艺术像我国古诗一样如此久远辉煌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文化。早在4000年前的《尚书·尧典》，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诗乐结合的理论。虞舜的《南风歌》《卿云歌》也正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只十六个字却昭示出一个伟大民族诗意的觉醒，从太古洪荒迎着朝阳高歌猛进。此后的《诗经》《乐记》也都被尊为经典。隋唐以后朝廷以诗赋取士，影响更大。正如《乐记》所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可见地位之显赫。

从艺术上讲，集汉语文字声情意象之美的古典诗词，它精炼、美听、微妙，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直至近世，真如群星丽天，森罗万象，美不胜收。上从帝王将相，下到渔父耕夫，无不喜闻乐诵，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首选。流传之广，辐射之大，积淀之深，都是绝无仅有的。古诗所建构的美学理念，也随之深入人心，渗透到中华文化各个方面，成为其支柱、灵魂乃至积淀为潜意识的存在。诗，成了构建民族气派、传统风格的重要“基因”。比如音乐，刘勰就提出了“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命题。再如绘画，董其昌认为“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以诗为境。”《诗经》云：“诗者天地之心……万物之户。”画家为山水写生，本身就是宇宙诗化的再创造。建筑艺术也不例外：东坡《涵虚亭》诗：“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真是天人合一的化境。我国的戏剧，本质是诗剧。唱腔、对白多为韵语。场景布置讲究空灵、象征，处处诗意洋溢。乃至如《本草纲目》这样的医药典籍，也博引诗文，极富文采。被王世贞称为“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津津然谈议，真比斗以南一人。”甚至连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也说过杜甫的“细推物理须寻乐”之诗句激励着他钻研物理。这就是中国人的“诗歌情结”，这几乎无处不在了。

诗主性灵，重高节，它对于人格的形成，智性的开发影响巨大。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都集中体现了先烈们在困厄面前的浩然正气。它将亿万斯年鼓舞着人们奋发前行。

诗词作为文化的名片，早已蜚声世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康熙皇帝1693年为宣武门教堂作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心身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开济大权衡。”极为钦佩，认为是对上帝与人生最好的觉解。上世纪美国大诗人庞德最佩服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诗人把诗质呈现便很满足”，他欣赏汉诗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并用来突出意象的视觉性，与空间的对位关系从而开创了“意象诗派”。“斧藻江山，追逐风月”是古诗的一大亮点。东坡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便使西湖大添娇妩。1920年罗素来到杭州，对西湖之美赞不绝口。他说：“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我相信“中国人才是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平和的气氛”。(《罗素回忆录》)正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才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如此动情。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就是这样在尊重前贤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方崭新的诗歌天地。作为身处时代壮潮的我们，应当谦恭地学习古人，接通文脉。并立足当代美学思潮，勇于探索，继雅开新，为中华诗词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