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奠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思想，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体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穿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

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

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选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冷血》被视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作品凭借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如正午故事、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的风格，成为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国社会学家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了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编自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名字不仅是单纯的指称符号，它还具有丰富的意蕴。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姓名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从而形成姓名的鲜明时代特色。

周代之前的姓名资料主要来自甲骨 文，但甲骨文中有些被学者认为是人名的文字，也可以解释为族名、姓氏、职官名甚至神名，一时难作定论，因此对周之前的取名风尚暂且悬而不论，让我们从周代谈起。

周代人的姓名，也正如周代文学如《诗经》一样，洋溢着一派质朴、随意、清新、犷野之风，与后世相比，周代姓名并不咬文嚼字，刻意雕饰，但却自有一种纯真天然之美。

周人常常根据人的身体特征来进行命名。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堂堂一国之君，名字叫黑臀，这肯定是由于晋成公出生时臀部的青色胎记特别明显的缘故。以胎记命名的名字，在春秋时还有黑背、黑肩、黑肱等，可见春秋时的人们取名并不避粗鄙。

因身体特征而取名当然不仅限于胎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叫李耳，字聃，据后人考证可能就是因为老子的耳朵没有耳轮而得名。郑国有叫游眅的，“眅”的意思是眼睛的眼白较大。眼白太大在今天人看来也许是个缺陷，但周代人却可能以此为美。

不仅新生儿的身体特征可被用作进行命名的依据，孩子出生时发生的一些令人注意的事件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而也可据以取名。春秋时郑庄公名字叫寤生，意思是倒着出生的。不是像通常那样头先出来，而是先出脚，生孩子脚先出来可能导致难产，为了纪念其诞生的艰难，庄公的父母就给他取名为寤生。

春秋时人们认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必要过于讲究。像牛、马、羊、彘等畜牲之名，春秋时人都取以为名，孔子有个学生就叫司马牛。蝎子乃毒物，令人闻之色变，但春秋时却有不少人的名字取自蝎，齐有公孙虿，郑亦有公孙虿，虿即蝎。

《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夫人生了太子，即后来的庄公，请教申取名之法。申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杜预对这五种取名方法的解释是：信即根据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义即选择表示美德的字眼命名；象是根据孩子身体的某些特征命名；假是借用各种事物的名称命名；类是选择与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上面提到的郑武公之子“寤生”当属于“以名生为信”；“黑臀”“游眅”之类则属于“以类命为象”；“公孙虿”“赵盾”等名字则显然是“取于物为假”；鲁桓公的太子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因而名之曰“同”，杜预认为这就是“取于父为类”；至于“以德命为义”，如周文王名昌，寓希望周族昌盛繁荣之义。

申列举的五种取名途径中，至少信、象、类三类都涉及到孩子诞生时的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周人强调取名应能体现被命名者的特征，侧重于名实之关联，同时，由于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其命名亦必重视姓名的分类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周人在命名时必定要着眼于姓名的语言学和社会学属性，而对姓名的美学属性则未加在意。

(摘编自刘宗迪《姓氏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