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1942年夏，陈忠实出生在陕西农村。上中学时，陈忠实读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得到滋养，萌发了文学梦。也许是好事多磨，1962年高中毕业后，他未能如愿上大学读中文系，这个20岁的青年，常常一个人坐在家乡的灞河边，想着文学，想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三年之后，陈忠实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的文学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但直到1979年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才确立了文学上的自信。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了。是年9月25日，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又一个三年之后，陈忠实40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赢得“小柳青”的名声，工作单位也换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他终于是一名专业作家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代的变化，陈忠实越来越觉得要从赵树理、柳青的文学中剥离出来。他将这个愿望写进了小说《蓝袍先生》中。小说写于1985年，一个认知作者的标志性年份。这年的最后10天，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陈忠实特意置办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他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刚完成的小说的主人公蓝袍先生。蓝袍先生多年以来一直穿着蓝色长袍，受到同学讥笑以后才脱下蓝袍，换上“列宁装”。陈忠实认为那是摆脱封建残余桎梏、获得精神解放的象征。脱下了几十年的中山装、换上西装的那一刻，他切实意识到自己就是蓝袍先生。

1985年的泰国之行让陈忠实深受刺激，他联想起家乡人自嘲的称呼。相比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人，他们把自己称作“乡棒”。游逛在曼谷的超市大楼，看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服装，作家觉得眼花缭乱。那一刻，他觉得不仅自己是“乡棒”，教他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他痛感自己需要从什么地方剥离出来，将自己彻底打开，不仅要在生活上打开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打开自己。

在剥离的愿望中，陈忠实认识到必须写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上确立自己。这时，各种新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萦绕心头，作家备感困惑，又备受启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结构像网一样迷幻，王蒙《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自然随意，却俨然大手笔，张炜《古船》的结构完全不同，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 而结构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陈忠实最终发现，不是作家先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描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自然就出现了。恰巧此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由理念支撑的，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决定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决定一个人性格的内核。如果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冲击，人就将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陈忠实感到自己终于从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中剥离出来，仿佛悟得天机，茅塞顿开。多年以后，作家回忆往事，认为自己就是在1985年开始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

 陈忠实后来寻找到了什么是人所共知的，1992年开始在《当代》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也随之奠定。此后，功成名就的作家继续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16年春天，陈忠实走了，属于陈忠实的句子永留人间。

（摘编自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李清霞《陈忠实年表》等）

相关链接

①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

②陈忠实常讲，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不一定是拼生活、拼艺术，而是拼人格。好一个拼人格！这正是作家自身博大的人格魅力的反映。这就不难理解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

（李满星《陈忠实：回首六十五载风雨人生》）

通心木

张港

在使弓用箭的年代，齐齐哈尔东城壕有家门户，号“曲直堂”。曲直堂是造弓的，将最直的木料弯曲成弓，弯曲的弓射出最直的箭，要不咋叫曲直堂？

曲直堂传人包老汉，正与儿子给弓摽劲儿，大门外不是好声的叫嚷。

一大群人，立门口喊叫，还招呼四邻街坊男女老少。

是老熟人老主顾带兵的佐领塔格拉。包老汉拱手：“这不是神箭佐领塔格拉，出了啥事？”

塔佐领指自己鼻子尖说：“你还能认得出我？我还有脸么？我还有鼻子眼睛么？我的脸丢没了，一张脸掉地上，砸得脚面生疼。我，我我没脸了呀！”

原来，神箭塔佐领在大校场，射出偏心箭，三射三偏。这叫哪门子神箭？这叫带兵的佐领？哈哈大笑，一传俩，俩传仨，佐领塔格拉确实没脸了。

塔佐领当众人调转舞弄手上的弓：“我说老包头儿，你自己老眼睛看看，这是你的手造的弓。大家看明白了，毛病在他的弓，不是我塔格拉射得不准。”

老包头接弓一看，心咯噔一下子：这把弓，用的不是通心木，是偏心木。偏心木做的弓，阴天下雨，走了性，箭就不准了。错在自己。

街坊邻居哈哈大笑，指点老包头。

老包头脑袋轰轰响：上辈子留下的通心木，已经打扫完库底子了，已经没有通心木了。

塔佐领直了腰杆子，抬了头，冲大门上牌匾说：“曲直堂这仨字是不是得摘下？”

看热闹的嚷嚷：对对对。

老包头喊儿子孟和：“搬梯子！”

孟和哆嗦着，老包头吼叫：“上手！摘！”

儿子孟和哭丧着，手够着牌匾，塔佐领发声了：“免了，免了，免了，我也就是要个理，找回自己的脸面，不是真摘牌子。”

塔佐领走了，人就散了，事也就了了。

第二天一早，塔佐领开门，“曲直堂”牌子大门口撮着。杀人不过头点地，老熟人，哪能太过份，哪能真摘人家几辈子传的牌子。塔佐领扛牌匾上老包家。

老包头走了，说是去找通心木。

通心木是啥？那是七枝八杈的南山柞里笔直到顶、一茎通天、没疤没节的材料。通心木只长在远在八百里地的长白山；长白大山绵绵千里也难得一根通心木；就是得到通心木，水路旱道千里迢迢才能运输回来；还得手艺人脱胶去性，还得手艺人看好纹路裁截、煣熟。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可是要银两的。

孟和说什么也不留牌匾，他说：爹走时留下话了，要牌子，他会自己去取。

塔佐领没招，只得扛回牌匾，心里老不是味老不得劲儿了。

一年，两年，老包家不见有人出入，也问不出老人家去处。塔格拉总想解释解解，也不得机会。

有一天，塔佐领实在受不了，觍着脸去拍门，出来的不是包家人，是生人：这家换主儿了，房子转手了。

塔佐领带兵回来，上弓鞍市逛悠，我的妈呀，市上摆着亮斧大锯，是老包头的。又上市场，老包家的刨子锉刀也上了地摊。这老包头他是咋了？

射手么，塔佐领天天练射，其实，那张让他丢过脸面的包家弓，是按塔佐领臂长、力气造的，确实是好弓，只要不正着瞄准，偏上一偏，照样射出好箭。塔格拉早已经射出人人称赞的好箭。

这一天，塔佐领在院子练射，有人拍打门环，声声急急。

塔佐领出门一看，一个老要饭花子，反背手直直立着，塔佐领揉亮眼睛：我的妈呀，这不是，这不是那老包头么？

老包头身后一张大弓，两手捧给塔佐领。塔佐领接弓一看，这可是头一回上眼的、天下无双的、花鬼脸通心木良弓。

老爷子道：“这弓要是中用，牌匾，还我。”

城边一座茅草小屋，门上挂着“曲直堂”牌匾。但是，曲直堂不再制弓了，因为老包头没了干活的床子，没了干活的家什，也没了干活的力气。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8年12期）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 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 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囯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 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