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祭祖是一个极富特色的文化符号。在祭礼的发展历程中，自先秦时期开始兴起，后经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变迁，一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在传统社会，无论是王朝政府、官僚贵族，还是寻常百姓之家，祭礼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传统。传统祭礼的历史传承对当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早在商代时，人们将祖先视为可怕的死者，死者经常制造各种灾祸，给生者带来伤害。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需要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祈求祝福。胡适在《说儒》一文中说“看殷墟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③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在秉持内在的祖先崇拜的信仰意义外，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含义。此时，祭祖礼仪不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也与国家的统治、社会的安定相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祭祖礼仪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被高度重视，最终形成一套上至王侯，下达百姓的完善的祭祖礼仪体系。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但又是本国的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虽然不同阶层所设置的宗庙数量不同，但社会各阶层都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礼记·大传》谓“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又谓“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可以看出，人们将处于冥冥中的祖先和现实生活里的宗族结合起来，这就使得祭祖礼仪突破了氏族时期单纯的精神信仰范畴，结合了国家统治的政治需求和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需求。从王朝统治者角度看，天子祭祖能够提升自身血统的神圣地位，增强自身统治的权威性。从社会运行角度看，祭祀祖先能够培养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意识，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周代宗庙体制的内容和形式在后世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祭祖的文化传统却历久不衰，成为维持家族人伦关系，促进基层治理，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保障。

④在传统社会，礼不仅是个人行为规范，同时具有更深远的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管控功能，这与礼存在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阶层如何看待和利用礼为国家统治服务有关，“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汉朝的礼主要发挥了建设新体制、实现‘大一统’的作用；南北朝时期，礼被突出地用以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了宋代，礼的重心则已向民间的礼教倾斜，而到明、清，民间礼教的发展达到极致”。与前代王朝不同，宋代统治者对礼进行了重新界定和使用，突出强调礼仪文化的教化作用，重视推进民间礼教的发展。同时，随着庶民宗族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文化权利也在逐步扩大，庶民礼仪开始融入到国家礼仪文化体系当中。

（摘编自邵凤丽《社会治理视阈下“以礼治家”的历史实践》）

作为认同的基础和核心，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的标志性名片，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在潜移默化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仅就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而言，我们的起步并不算太晚。就翻译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而言，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从结果来看，其影响力并未超出传统汉学家或相关专业群体，没有在全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顶层设计出发，依据时代变化积极调整相关策略，将重点放在认真培养翻译人才、深入探讨外国读者的兴趣、改善传统传播途径等方面。

当前，“学贯中西”的翻译人才依然十分紧缺，导致大部分作品内容的翻译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就译介行为而言，国内译者对外翻译属于译出，由于是非母语状态，难免对国外文化的理解和外语表达存在一些障碍；国外译者的翻译属于译入，对我国作品的理解也会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从非严肃的流行文化切入，对国内外翻译群体来说可能更为友好。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作品输出以经典或严肃文学为主，这些作品即便在国内也存在束之高阁者众多、实际阅读者稀少的窘境。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输出模式，均是从民间和商业开始，流行在前，经典在后。比如，美国好莱坞影视，日本动漫作品，无不是从流行文化开始敲开国际市场大门的。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按照这一传播的客观规律对现行策略做出调整，走由浅入深、从猎奇到流行再到经典的文化传播之路。要给予非官方渠道更多的施展空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对外传播。以我国网络文学发展为例，它有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的推广，而主要是自下向上成长的，经由民间力量自发性实现了对外传播的目的。

目前，我国很多的文学翻译作品无法进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难以与国外普罗大众接触。传统传播渠道的拓宽，虽然面临重重限制，但依然要持续发力，努力争取更多的合作对象。例如，在出版社之间建立更多、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等等。同时，也要积极利用新传播渠道。伴随互联网、移动端乃至物联网等新技术成长，我们需抓住新传播渠道予以突破。事实上，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异军突起，借由新传播渠道的对外文化输出已在不同领域出现。例如，爱奇艺的影视以及抖音的短视频等。

在西方社会，除了少数汉学家及特定群体之外，一般人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态度仍以“猎奇”成分居多，并未真正地将其视为文学作品。这种态度导致国外受众缺乏对我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也削弱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在受众培养方面，日本动漫的输出可以作为借鉴。正是在动漫广泛传播之后，日本的茶道、插花以及和服等传统文化元素才逐步深入他国国民的心中，进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就我国而言，网络文学的动漫化、影视化及游戏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此，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从业人员。

总之，文化、文明交流互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日俱增。要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这不仅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摘编自王绯烨《文学作品怎样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