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教育的曙光

在陶行知的身体内，似乎涌动着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求索、永远前进的生命力。当陶行知全力推行的城市平民教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形成轰轰烈烈的热潮的时候，他却突然冷静下来，陷入深沉的思索。农民张大哥一家的景象，倏然映现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

那是前年秋天游览栖霞山的事。在曲折的山径上，陶行知遇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陶行知一向注重社会调查，这时他像遇到一位老朋友，主动上前打招呼。原来这位农民姓张，家里有六个孩子。陶行知三句话不离本行，就问他家里有几个识字的，张大哥皱着眉连连摇头说：“唉，饭都吃不上，哪有钱来读书识字啊！”陶行知告诉他，可以免费送他《平民千字课本》，只要学几个月就能写信、记账、读报。张大哥便请他到家里去坐。陶行知怎肯放过这个接触穷苦群众的大好机会呢？便欣然去了。那六个高高低低、衣不蔽体的孩子加深了他的认识：占总人口85％的农民如此贫困、如此没有文化，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的国民，必须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入手。于是，一个改造乡村教育的设想，开始在他的心田里播下壮实的种子。

经过陶行知呕心沥血的浇灌，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萌芽了。1926年12月，陶行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他主张：“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于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他希望每一个从事乡村教育的人都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把我们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叫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国的伟大的新生命”。这是他设计的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的一幅理想蓝图。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家，而且是一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草拟了详细具体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了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教授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为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而努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久，许多报刊上出现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清华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学生操震球，看到广告后写信给陶行知说：“自信以我目前的状况，欲效劳于社会，事之最急最要者，一为提高农民知识，二为增进农民生产。两者须同时并进。此种责任，舍乡村师范学校莫能当。此晚生所以决意从事乡村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陶行知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接读您的来信，得知您愿意离开清华大学投考试验乡村师范，简直让我们五体投地地钦佩。国运盛衰决于一转念间。倘使全国青年都能转到各人应当走的道路上去，地狱都可化成天堂，还怕中国不能兴盛！

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诉您。田家生活还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您不怕雪白的脸晒黑、手上起硬茧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在城里人看来，这都是苦处；其实乡下人并不以此为苦。纵然这是苦处，乡下人也有城里人想不到的乐趣。乡间山青水秀，尽您游览。早上可以看旭日东升，引您兴奋。晚上可以待月西下，助您吟咏。丰收时节，您手里割着黄金似的稻子，那田家乐的山歌，不断地洋洋乎盈耳。您还能亲眼看见您所栽培的儿童个个桃李似长大成人，看见全村人人读书明理，安居乐业。也许要到令郎令孙的时代才能看见，您能忍耐吗？倘使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您决意要来投考，我们万分欢迎。

就这样，在陶行知的多方奔走和不懈努力下，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汇集到燕子矾旁的晓庄师范学校，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乡村教育试验热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许多地方，演绎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摘编自周毅、向明《爱满天下》）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