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通信助力泛在电力物联网的首要任务是达成其他无线通信方式所不能达到的高性能指标，使5G通信“三高两低”的特点成为现实并为泛在电力物联网所用。提升“三高两低”相关性能的无线通信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被统称为性能增强技术。

在性能增强技术中，某些技术有的被广泛研究讨论并且已经比较成熟，成为了5G必备的标准技术，可以被称为5G的原理性技术，如2毫米波通信技术、大规模MIMO技术和超密集异构网络技术；有的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但还有技术瓶颈尚未有统一定论，例如全双工技术中有消除自干扰的问题、D2D(device to device)通信如何降低信号干扰的问题等。

性能增强技术的范围非常广泛，其原理也非常多样化。对泛在电力物联网来说，这些技术是网络通信层面的相对底层的技术，电网运营商仅仅是这些技术的使用者而很少参与细节的设计，并且电网运营商更希望的是成为通信网络的掌控者，对如何实现5G特点的技术关注较少。

（摘编自《5G通信与泛在电力物联网的融合：应用分析与研究展望》）

5G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四大方面的变化：频段和组网变得越来越复杂、新技术带来OPEX不断攀升、业务多样性带来管理的复杂性、端到端网络云化。由于这些变化的存在，导致了今后5G的岗位需求发生了变化。从广义上来讲，除了传统技术能力要求之外，今后的5G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综合能力呢？

第一是基础能力。要具备移动通信的底层技能，包括像无线通信的原理，信令协议。第二是网络的规划与设计能力。我们要求5G工程师会负责站点的规划设计，包括组网规划设计以及参数的规划设计。第三是网络的云化能力。包括核心网的NFV技术，传输的SDN技术，以及我们无线CloudRAN技术。第四是大数据和AI技术。这就要求今后的网络工程师，必须要具备智能化的自动化的思维，要掌握数据的清洗和挖掘、数据的分析建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甚至包括编程。最后是行业解决方案能力。从长远来看，今后的5G人才要能够熟悉整个需求调研的一个过程，能够对不同的垂直行业做相应的需求调研分析，并且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设计整个方案架构，最终完成解决方案的开发并满足客户的需求。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未来5G人才综合能力要求。

（摘编自《未来5G人才综合能力要求是什么？》，《电子科技网》2018年9月21日）

3月7日，《国际金融报》记者从三大运营商相关人士处获悉，在“两会”期间，三家运营商就架设5G网络和实施通信服务保障做了诸多准备工作。

据中国移动方面介绍，从接到5G网络覆盖的需求开始，中国移动在36小时内完成了北京铁道大厦两处5G微蜂窝基站建设。架设的5G网络能够有效支撑大屏高清信号编码回传和新媒体手机实时直播的需要。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两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家博物馆顶层架设了外景摄像机位，通过中国联通的5G网络，可以将4K画面实时回传到展示大屏上；而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首次进行5G+VR直播。中国电信方面也表示，3月1日，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两会重点区域的5G网络覆盖及优化，为两会通信服务保障工作增加了强有力网络技术支撑。

通信专家张驰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5G网络在全国两会大放异彩，既是对5G应用的一次演练，也是对5G网络的普及宣传，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5G元年正式到来。

（摘编自《两会5G技术大放异彩 全新5G元年正式到来》，《国际金融网》2019年3月11日）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群体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如果使用哈布瓦赫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形式：个体记忆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文化记忆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遺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情况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的，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凭借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包括《荷马史诗》。我们现在知道古埃及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祈祷文的成文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文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文化身份时的坐标。

（摘编自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 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 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 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 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 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 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 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 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 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在今天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与老年化的社会环境中，大众文化在大众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它的娱乐性使得民众的思考更少，它的五花八门使得民众沉入信息的海洋中无所适从，它的来自个人的不可确定性和庸俗与低级趣味的嗜好与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精英文化曾经是大众文化之前备受世界宠爱的东西，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精英文化是一种思考与担当的文化，它的发展依托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体验，依靠哲学式的逻辑和历史性的条理对世界的体悟和感知。因此，精英文化对于如何提升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品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精英文化的“前瞻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势必造成两者间的冲突。“先知性”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一直强调的，他们作为敏感的先觉者，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变革气息诉诸笔端，反馈给广大民众。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新文化运动。而与此相对应，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商业性和世俗化倾向，表现出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市场品性。因此冲突成为必然。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的“世俗追求”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中国文化自《诗经》的风雅精神开始就一直执着于高雅追求。“不直说，不说透，要收敛”成为长期以来的风尚，精英文化自觉地继承着这一风尚。而大众文化则带着鲜明的标准化倾向，即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同时它还兼有娱乐性，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这些都决定了这对矛盾的存在。而精英文化的“自律性”与大众文化的“他律性”之间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律性”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特征。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正始之音”，都受一种内在文化品格的限制，并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创作自觉。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没有这些，更多的是受外在技术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他律性”。这对存在于创作领域的矛盾，可以说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所在。

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精英文化的土壤源于大众文化。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在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得到提升，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精英文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反过来又能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藉以提升我们的欣赏品味与民族文化素质，尤其是在今天社会发展中，对形成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显得格外重要。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是作为文化形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文化能够对人们发生积极向上的引导和教育作用。无论是大众文化的精英化还是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二者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过程是不断地在发生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精英文化能够影响尽可能多的人，同时大众文化也能够进一步纯净和高雅化，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便又迈出一大步了。

（摘编自魏继新《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