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声音中发现城市

①先有城市，后有城市声音。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伯林特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始作俑者。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和交流的问题。

②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和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缠绕，又相互排斥、矛盾、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③首先，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哲学家马赫把“实体”等同于“感觉”，尽管有些“过犹不及”，但至少可以使人重新认识感觉、语言和实体的关系，即包括听觉在内的人的感觉，在现实实践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④其次，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正在彻底“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⑤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原理：一是____________，二是____________。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变化、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此外，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占据主导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明显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

⑥“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

⑦城市声音在形态上明显具有多重性。它既是一种物质现象，遵循物理学所揭示的相关自然规律．可以用声学仪器检测和分析；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表征着城市的政治、经济、交通、管理等现实内容，可以用相关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评价；还是一种人文现象，广泛活跃在城市的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酒吧、卡拉O K、网站、手机，甚至有时会是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或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成为一种只有“共通感”但并不具备“普遍性”、“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纯粹审美经验。这造成了“城市声音”的极端复杂性，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城市声音，甚至是有多少城市人就有多少城市声音印象，它可能悦耳也可能闹心，可能是冰冷的也可能是温暖的，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永恒的…… 以“城市声音”为中心， 可见城市空间、社会、人物的历史演变脉络， 足以了解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⑧城市声音起源于人类历史上的“城乡分离”。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声音。城市和乡村不仅在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和价值观上迥然有别．也以不同的“音响”、“节奏”、“音乐”等特定的感知觉形式相区别。比如一说到乡村，就会想到自然风雨声、麦子拔节声、鸡鸣狗叫声、春蚕吐丝声等，而一说到城市，尽管乡村的声音可能同样存在，但已不具备代表性，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叫卖声、吆五喝六喧哗声、酒楼歌肆歌舞声、机器轰鸣的车床声、汽车电车的喇叭声等。把这种差异描写得最生动的，无过于中国古典诗歌，前者如辛弃疾的“平冈细草鸣黄犊”，翁卷的“子规声里雨如烟”，华岳的“鸡唱三声天欲明”，后者如白居易的“钿头银篦击节碎”，晏几道的“歌尽桃花扇底风”，袁宏道的“吴歌越舞颠如梦”。城市和乡村，足两种性质、强度、节奏、韵律完全不同的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知识都会更直接地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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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当代城市声音的突出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化和以商业化为主体的当代城市化，直接破坏了中世纪城市“声音的平衡与协调”，反映出技术、物质、商品、欲望的胜利和霸权，不仅导致管理混乱、交通拥堵、心理焦虑等“城市病”，也使原本自然有序的城市声音出现了严重的“无主题变奏”。在现代化城市中，一是“噪音”无处不在，二是“机器发出的声响”淹没了“生活中的声音”。如同席勒认为“近代机械生活”直接造成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和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最终把人“变成一个断片”，“以物为本”的当代城市声音，也不可能使人的耳根真正清静下来，和世界、城市、内心发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报业大厦的演讲）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

在中国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共享单车，这种模式受欢迎的秘诀在于价格和便利性。使用者只需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软件，然后扫描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骑车出行。使用完毕后还是通过应用软件支付租金，每半小时仅需1元人民币。共享单车也无需存入车库，因为下一位使用者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这辆车。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共享单车很快成为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之一。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共享单车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因为这是一种环保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如今自行车已经适应时代发展，并一往无前地驶向未来。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在平台企业的努力和背后资本的推动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暴发式推开。对于这一由私人提供、具有准公共性质、按商业化规则运行的新兴事物，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占道经营之嫌、停放秩序如何规范、投放数量是否科学合理等。

笔者认为，若共享单车能遵规骑行、规范停放，占道经营就不成其为问题；乱停放涉及行为人、物权人和城市政府三方，需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来看，共享单车有助于降低资源闲置。建议城市规划和管理适应“自行车回归”趋势，在自行车道和停车位上分配相应空间；践行城市正义理念，归还非机动车路权。区分行为人与物权人的责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城市规划和提升公民素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摘编自2017年8月12日新浪财经项安波《共享单车的“公”与“私”》）

共享单车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唱响了绿色出行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乱停乱放、随意毁坏等现象接踵而来，成了靓丽风景线上一抹不文明的色彩。8月11日上午，蓬江区群众社区党支部、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共享单车共享文明”“随手扶”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辖区小公园、洋边新村等共享单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看到不少单车随意停放在慢行道上，或是人行道里的非停车区域。看到这种状况，志愿者们随即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整齐。同时，他们倡导居民群众在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的同时，要文明使用交通工具，遵守规则，文明停放。过往的行人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志愿活动唤醒广大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共同做文明倡导者和实践者，让共享单车在传播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把文明之风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大家骑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江门日报》）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不利。即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电动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有关部门叫停。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属于“互联网+”模式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相对于依靠人力踩踏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是电力驱动，还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质疑，并且可能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彼，其原因还是在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共享单车虽然依靠人力驱动，但车体重量轻、骑行速度慢，即便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动单车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给车辆驾驶人或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无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