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小题。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陈平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由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黄种文明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辜氏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中国人“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只是将这种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更重要的是源于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节选自《中华读书报》）
【小题1】轶事之外，作者讲述了辜鸿铭哪些方面的情况？请根据文本概括。（4分）
【小题2】辜鸿铭一直以来不被真正理解的原因是什么？请根据文本回答。（5分）
【小题3】文章结尾说“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辜鸿铭有哪些“精神”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请结合文本说明。（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梁启超面面观
①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②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③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④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⑤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下列对选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在学术研究上，梁启超不管能否成功，都乐于创立大格局，着力于大规模的研究，而不肯安于在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中有小成就。

B．汤觉顿劝龙济光反袁护国，却被龙济光部下枪杀，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仍只身赴虎穴，这一行动不仅体现出他的大勇，也体现出他的大仁。

C．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但他始终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更是当时的政局使然。

D．梁启超因多变而学问不能精深，郑振铎虽然为此感到惋惜，但又认为“善变”“屡变”是梁启超光明磊落人格的体现，变的是方法，爱国宗旨始终未变。

E. 文章用了多种手法刻画梁启超形象，既有侧面描写，又有动作、语言、神态描写，从多个侧面生动再现了梁启超的风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申泮文：爱国是心灵深处的“化学反应”

陈建强

2017年7月4日，101岁的申泮文教授在津辞世。那位年逾九旬还在给本科生上课的老人走了，那位南开园里几乎所有人都熟稔的“白发先生”走了，那位经常颇为自得地称呼自己为“南开土货”的科学巨匠走了……

“要努力把年轻人培养成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一分力量”

“申先生在授课的时候从来都不迟到，而且都是站着给学生们上课。”他的学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车云霞教授回忆，“一次，课前突然暴雨瓢泼。有些学生都没能赶来上课，他却准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看着淋得湿透的先生，同学们掌声如雷。”

申泮文说，西南联大和南开树立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在他看来，老教授、名教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传达一种气质，能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

1980年，面对人才短缺的情况，申泮文提出“培养高层次人才，应该立足于国内”的主张，从而制定了3个“五年计划”，倡导恢复了助教制度，开设了一整套研究生课程。这一培养高层次人才模式于1989年获得优秀教学成果奖。2008年，他的教学团队获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到1996年，南开大学无机化学学科培养出教授19人、副教授17人、博士生导师7人， 博士、硕士50多位。

申泮文不保守、喜欢“赶时髦”。他80岁学电脑，90岁开通博客，把博客当成“延伸出去的黑板”。申泮文虽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博士学位，但他创造条件让青年师生出国深造。他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为祖国人民谋福利”。

“我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爱国，一个是化学”

申泮文常骄傲地说：“我是南开的‘土货’！”1928年，南开大学确定摒弃“全盘照搬西方教育”的办学模式，办“土货化”的南开。就是这样一个南开“土货”，在我国化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一。

1959年，申泮文响应号召，主动援建并建成山西大学化学系。“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但“为国家搞科研出成果”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想方设法让朋友到已关闭的图书馆查资料，将国外先进成果介绍到国内。77岁那年，申泮文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那段时间，人人们总看到他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梭，而他的“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也成了人尽皆知的“名言”。此时的他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申泮文梦想着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直到90岁还给本科生授课；为了编写最先进的教材，笔耕不辍，一生出版了3000万宇的著作，堪称中国最“高产”的化学家。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最令人感动的教师”。

申泮文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1936年，申泮文就读南开大学。日军全面侵华后，申泮文投笔从戎。淞沪沦陷后，申洋文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于1940年毕业。抗战胜利后，他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新生入学，南开大学很多院系都会邀请申泮文开办校史讲座，他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他的一言一行，正是对“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精神的完美诠释。

（2017年08月16日16版《光明日报》）

【小题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申泮文给学生上课从不坐着，也从不迟到，即使刮大风下大雨的恶劣天气也会准时到达，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与称赞。

B．申泮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经过实践后，效果很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

C．申泮文77岁时虽然罹患癌症，但是他生活很俭朴，就连自行车都是破旧的，还富有热情，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

D．抗战胜利以后，申泮文主动承担了将西南联大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到平津，他是结束我国西南联大历史的最后一个人。

【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

A．文章第一自然段中连用三个“那位……走了”，既写出了申泮文伟大且崇高的精神，又体现了人们对他的无限敬仰与缅怀的情感。

B．申泮文教授从小到大都执力于教育事业，就连90岁高龄了还在给本科生上课，是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教师，确实令人很感动

C．申泮文一直没有出国留过学，也没有博士学位，却做出了让人仰及的成就，据此可知，现在的出国潮对青年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D．申泮文经常所说的“我是南开的‘土货’”一语既体现了南开大学在当时的办学模式，又形象地写出了申泮文的自信与自豪之感

E．文章写申泮文的经历就是围绕着教育、科研这个旋律来进行的，而对于其它事情几乎没写，由此可见，申泮文的人生比较单纯。

【小题3】根据上述材料，说说申泮文是怎样完美诠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精神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作为美国古典文学开创者之一，梭罗极端的行事风格像梵高一样，虽然令其他人难 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B．1845年春，在爱默生的支持下，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着手建造自己的小木屋，生活基 本自给自足，可以支配自由时间。

C．梭罗在湖畔小屋隐居时多年拒付不合理人头税，这可能源于他读书期间接受的反对 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思想。

D．梭罗生前总共出版两部著作，尽管二者都涉及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内容，但是两本

【小题2】文章为什么说“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请结合全文谈谈梭罗的“奇才”的表现。

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后面的问题。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傅斯年被认为是“北大的功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