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背诵是负担，还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至72篇。有论者认为，这给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58篇的增加数量确实较多，但与传统中国语文教育的要求相比，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降，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背诵得更多，如顾炎武、戴震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也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说，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粱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王国维则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有数千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就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正如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的：“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

⑤发挥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背诵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基础。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此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传统语文教学也是如此。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就在这里：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这些内容记得牢靠了，以后的记忆就容易了。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为缓解工业原料不足，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从境外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屡禁不止的“洋垃圾”走私与严重的环境污染。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18年1月，我国正式施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在内的4类24种“洋垃圾”。到2019年年底前，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我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对广义、狭义上的“洋垃圾”都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多部门联动布下铁网，将非法垃圾挡在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严控合法的固体废物进口，减少总量，提升品质。”“时代变了，政策需要根据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禁止‘洋垃圾’入境，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建国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赵贝佳、杜海涛《减轻生态环境负担，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材料二

中国大幅提升固体废物进口标准的举措无疑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洋垃圾”输出国感到不适应，垃圾出口国仍在努力寻找能替代中国的办法。各国抛出了不同的想法：据媒体报道，欧盟表示正在考虑对塑料使用征税，英国打算将一些垃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则要求中国取消上述禁令。但专家指出，这些建议都不是长期并可以在垃圾管理方面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解决办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刘晓宇教授指出，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政策短期内无疑会对美澳日等传统垃圾输出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此举不仅将大幅提升中国国内相关企业处理本国固体废物的能力，增加回收率，降低固体废物处置的单位排污量，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会倒逼全球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平悦《“洋垃圾”禁令越收越紧日媒：中国环保对策来真的》）

材料三

长期来看，禁令最终的目标无疑是提高国内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甚至倒逼出前端垃圾分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制造业面临三种选择——国外再生资源、国内再生资源和新的材料。随着中国能源资源税率的上升，新原材料的成本在上升；而“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垃圾”来补足，这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但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对此表示怀疑。他表示，国内的资源量不足是中国从国外进口废弃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真实的现状是，即使中国全方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资源量依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针对矛盾的根源环境问题，杜欢政认为，根本上这是处置固体废弃物的产业该如何进行提升的问题。只要规模化的处置企业能保障污水处理、空气治理、职业卫生，就不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废品。

李志青也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洋垃圾”，认为所有的再生资源都是弊大于利。完善的市场应该是允许进口，但要满足中国管制的要求和标准。这个环境标准可以定得很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也理应提高。

（摘编自《中国经济导报》冯灏<“洋垃圾”被禁有望倒逼“土垃圾”分类回收升级》）

材料一

当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台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数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的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父亲的老房子

余开泰

傍晚，母亲打来了电话，说拆了一半的老房子终于被雨水冲垮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六年前，父亲从医院回来对母亲说:“我要建一栋新房子！”母亲一愣：“我们哪来的钱呢？”父亲说：“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那就是为你建一栋新房子，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的!”

那时家里住的房子是爷爷二十多年前建的。是一栋土砖房，有四个房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爷爷也已经去世，土砖房的墙上也有了一些黑色的印子，甚至有些地方还开了裂，瓦楞上长满了野草，窗棂也被某些小动物啃啮过，但是在村里依然没有落伍，可是现在父亲却坚持要把它拆掉。

母亲沉默了，扎竹扫帚的速度越来越快。

老房子被推倒了，工人们挑来了一担担红色的泥土，板车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瓦片和木头，院子里一派热火朝天。

一个月后，房子就建好了——那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父亲还请人在墙壁上刷了一层石灰。乔迁宴上，父亲开心地陪客人们喝酒，父亲过去从不喝酒，但那一天他喝了很多，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碌，我看见她的眼角挂着泪珠。

半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妹妹也考上了高中。而父亲的病更严重了，严重得已经没有办法去外面打工，只好呆在家里帮母亲没日没夜地扎竹扫帚。

毕业后，我在老家县城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我认识了女朋友小莉——一位漂亮的幼儿园老师。

元旦放假，我邀请小莉来到了我的老家。小莉说，老家就像一幅水墨画，漂亮极了!不过就是上厕所有点不太方便。

临走时，我对父亲说，我要在老房子旁边建一栋新房子。母亲有些担心地说，如果建一栋新房子我们家就有了两栋房子，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多余的一栋房子就会被政府拆掉。父亲一愣，嘴角蠕动了几下，接着沉默了。

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开过来了，大卡车也从远方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砖头、水泥和钢筋。工人们砌墙的砌墙，搬砖的搬砖，一个多月后，新房子就建好了。

那是一栋三室两厅，两层半的小洋楼。我们又请来了装修师傅，在房子里装上了水电，刷上了乳胶漆，贴上了瓷砖，铺上了大理石。

寒假，我和小莉结婚了，我们搬进了新房，父母、妹妹也搬进了新房。我们一家人住在新房子里，其乐融融。不过母亲每天都会陪父亲去旁边的老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

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了，我和小莉返回了县城。

周三的下午，母亲焦急地打来了电话，她说村里开始拆空心房、危房了。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周六我接他去县城的医院看病。医生悄悄地对我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没法治了。

回来的时候，父亲一直盯着村口那些被拆的房子。我知道，父亲是在担心家里的老房子。

又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母亲带着哭腔打来了电话，说挖掘机已经开到了我们家，老房子就要被拆了。我赶紧叫上小莉一起回家。

老房子的周围站满了人，挖掘机就停在院子里，几位乡干部正在和我父母宣讲政策。乡干部说农村只允许一户一宅，我们家有了新房子，老房子就应该拆掉。挖掘机喘着粗气开了过去，“咔嚓”的一声，老房子的屋顶就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洒落得到处都是……

父亲像疯了一般地扑了过去，抱着墙壁一动也不动，任凭瓦砾砖块打在身上。父亲像一只巨大的蜻蜓钉在荷叶上，捍卫着自己的领土，又像一只发怒的母鸡，张开着翅膀护卫着未成年的幼崽。

挖掘机停了下来，母亲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对乡干部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挨不了几天，剩下的墙壁就过一段时间再拆吧。

挖掘机喘着粗气走了，父亲坐在墙根下久久不愿离开。

晚上，母亲喂父亲喝了一小碗粥。喝完粥，父亲让我打着手电陪着他去老房子里转一转。

老房子的屋顶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月光穿过屋顶，斜斜地照在老房子里，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瓦片泛着惨白惨白的光。父亲蹲下身子，抚摸着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和瓦片，就像过去抚摸我和妹妹的头一样，充满了柔情。

父亲头痛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秋雨一下就是十几天，门前的柿子树、酸枣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雨中摇来摇去。

母亲说昨天晚上，风雨大作，大概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院子里“轰隆”地一声巨响。第二天起来一看，老房子不见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选自余开泰《红土地上的骆驼》，有删节）

“光纤之父”高锟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

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

（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