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风俗是什么呢？它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又不是纯粹精神，它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风俗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

②每个人从娘胎出世，从哇哇啼哭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各种风俗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文化的人的统一体。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风俗为核心的第二生命系统构建的。这种与有形物质的生物生命相异的独特的生命元素虽然是无形的，却融化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不同种族的风俗构成人类不同种群、种群区别异类的根本标志，成为    ，成为 ，成为 。

③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风俗与信仰，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呈现出独异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完全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地被程式化，又在不断地被整合。对于这个特征，民俗文化学称之为“模式整合”。在分析具体的风俗与信仰事象时，我们常常会意识到许多风俗和信仰现象有多重复合和循环的感觉。例如，每年的岁时节令，周而复始，大年初一过春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一种循环模式。再如，民众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信仰、心理态势、思想意识和民间惯习等文化特质；从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的饮食起居、精神信仰和娱乐社交来看，陈陈相因，年年相袭，好像也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操纵和调节着，其程式和礼仪几乎也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这就有必要对风俗与信仰背后的文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④从纵向来分析，这种模式的形成，往往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规范。以在民间影响极大的岁时节日而言，当今的许多传统节日，与上古先民的原始巫术活动、图腾崇拜、国家庆典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的生产过程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灾害的频繁，我们的先民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人们通过巫术娱神，实现在幻想中去征服自然。大量地通过身份特殊的神秘的化妆、奇妙的舞蹈、梦幻般的演唱，借以实现人们消灾祈福、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实，巫术祭祀表演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这种最初以娱乐为目的的巫术活动，乃是后世群众性娱乐活动的一支萌芽。

⑤从 来观察，风俗与信仰，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互相联系而构成的完整体系。某种具体的风俗事象总会受到某一价值体系或思想体系的支配。这种特有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被这一社会的成员作为约束其行为的标准而共同遵守的，因此它便成为风俗与信仰中带有支配力的共同倾向。民俗文化的形成和传承以及这种共同倾向所起的协调作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因此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的模式，与此同时，也就发生了民俗文化的整合。

⑥世界上万千的风俗与信仰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产生并长期联系而成。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物质的、有形的、可直接触摸到的具体的实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观念的、无形的、只能意会和理解的抽象形式。可以说，风俗和信仰是划归于人类文化深层结构层面的。它之所以能够古今贯通，因为它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实际生活的积累，也有人类群体世代相传的积淀。基于这种积淀在人们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态势，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这条步履艰难的轨迹行进。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数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2019年02月01日)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 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智慧城市”刚提出时，许多城市管理者简单理解为“数字城市+物联网”，后来发现不对，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然后，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现在有些地方还要加上“无人化”“智能化”，越加越多。这表明，“智慧城市”的定义不断改变，缺乏统一的认识。

“智慧城市”的本质应该是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智慧”服务。从建设目标看，智慧城市可以定义为“更节能、更绿色、更环保、更可持续发展”，利用综合的地理信息服务让城市里的人们生活更方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系统能提供的基于地理信息的服务，一定是三维、全息的。它要求地理信息数据更精细、更广泛、更快速、更实时，而且更便于得出分析结果。

“智慧城市”对地理位置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对数据采集技术进行突破，要从单一传感变为集成传感，从移动传感变成传感网，从有限的数据源变成多数据源。同时，几何参数要发展成为物理参数，要加上诸如温度、湿度、PM2.5等指标，推出更多的人性化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

（摘编自刘先林《智慧城市的本质需厘清》，《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与趋势》2018年10月25日）

材料三：

深圳积极推动实施十大工程，促进技术、业务、数据融合，加快实现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同时，全面完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光纤入户率超过90%；启动5C试点，建成城市大数据中心和运营管理中心，建设可视化的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加快构建海陆空和地上地下的智慧化综合交通服务体系，逐步建设全市统一的智能停车系统。

事实上，深圳正整合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资源，建成统一的政务服务APP，为市民和企业提供统一的政务服务入口，力争实现政务服务“一号走遍深圳”，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申报、100%网上审批，企业办事不出区，个人办事不出街，“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国内领先。

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值得期待。根据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及“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深圳瞄准2018年建成全国一流、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通过建设十大工程，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摘编自李少辉等《打造国内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12月11日）

材料四：

英国《金融时报》5月3日报道，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地下深处，技术正帮助把一个有150年历史的下水道系统升级到现代标准。该项目是智慧城市运动的一个低调但却有效的范例。在智慧城市运动中，现代的数据科学正在改善城市针对居民的运行和服务。

2010年，在8年内1300次的非法溢流把来自该市下水道网络的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密苏里河之后，联邦环境保护局失去了耐心，责成该市在25年内投资25亿美元对其进行整治。负责此项升级工作的安迪·希夫利提议，在降雨量大的时候使用闲置的排水能力，把水位高到危险程度的地方的污水引至低水位的地方，从而降低溢流发生的频率和规模。这将节省挖掘更多下水道和建设抽水设施的费用。

维也纳的城市规划主管托马斯·马德赖特说：“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真正的社会效益将来自对现有技术的运用，而不是采用新技术。”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