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童

尤鹏举问捎信人:“研究员算几品官?”

捎信人解释说:“研究员不是官，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

中国科幻小说“火”了吗？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这种“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时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此外，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就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里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本文有删改）

明代揽纳考论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国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交，牟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赋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收实物为主。田赋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交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处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衙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其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膏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谁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候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要交纳船税，要支付牵挽、转搬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

苏轼的审美趣味

胡中柱

①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直到唐代中叶，那些为封建文艺立法的巨匠，如杜甫、韩愈、颜真卿等，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非常明确，可也非常狭隘。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格局。由于禅宗主张“心即是佛”，内心便是一个可以作无穷探索的宇宙，而中唐从“安史之乱”中醒来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想对人世作进取征服，而只想享受心灵的安适，便纷纷投向禅宗，于是，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趋向。

②苏轼便是这个审美趋向的典型人物。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③这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依然是禅宗自然适意的生活主张，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外化物，重要的不是焚香礼佛、坐禅念经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向内心的探索。苏轼将这种理论用之于文学，便出现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说明文章是丰富感情的体现，而这种思想感情如喷泉涌地，随物赋形，而行文也是如同泉流一般，如地形允许，便一直流下去，所以，苏轼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④这种风格的另一体现，是苏轼将“平淡”解释为是“绚烂之极也”，而这种平淡，还应该包含“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是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岂非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姿态横生的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李花，“不得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在东坡先生的眼中，纯白的李花虽然没有其他花卉的绚丽色彩，却是更强烈、更浓烈地传递出春天的信息。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这种美学观念给后世极大的影响。曹雪芹先生就在《红楼梦》中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的绝妙好辞。

⑤苏轼先生在评人论文时，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观点。在黄州，他是一个待罪的不自由的官身，可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在《方山子传》中，他称颂一个任侠居山，弃冠服、绝仕进的异人。在当时的“太平盛世”中，把这样的人当作理想的人格标本，明显地与其作品一样，是一种退避社会，只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

⑥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他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为加以注目而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被很看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目。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有120首之多。他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牧歌式的情调，认为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

（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