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风中摇曳的故乡

柴 薪

我小时候生活在小镇里，小镇就像一个蛋壳，藏了多少少年的壮志和梦想，至今回忆起来总能让人倍感温暖和亲切。后来我离开小镇，读书、谋生、飘荡，一晃已是多年。

飘荡和飞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每个人都渴望飞翔，在没有翅膀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飘荡，也有很多人在飘荡中找到了飞翔的感觉，甚至慢慢生出了翅膀，但是这种生长过程中的痛楚实在难以忍受，除非你学会了麻木。当初离开的时候，我想我会回来的。当初背着行囊离开的时候，我看着车窗外倒退的树木、田野、河流，没想到，故乡从此在我的生命中越来越远。

多年以后，我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偶尔回去。故乡的风景有的依然熟悉，有的却变得陌生，我在一个个当初毫无新鲜感的地方再次找到了新鲜感，仿佛那些被诗歌擦亮的词语。

在漫漫的时光中，那个我称之为故乡的小镇也开始离我越来越远。在幽暗的光线里，在朦胧的情景中，在渐渐远去的岁月里，我仿佛只能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人影进进出出那个虚幻般的小镇。整个小镇仿佛荒草萋萋，迷雾蒙蒙，毫无美感。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我曾竭力想表达的最珍贵的东西，但现在它像一幕幕消逝的风景一样离我远去。我也离它远去，做了城市里的居民。那里没有人为我的到来而感到欢欣，我也不曾有过特别的喜悦。我在新的地方安然地生活。毋庸置疑，我的故乡的人们在我离开之后也会依旧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不知为什么，我对故乡小镇的深深依恋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我离开它已经二十多年了，不过，我还是深深爱着我的故乡小镇，无论是它的过去，还是它的现在，或者是遥远的将来，这种爱是深入骨髓的。虽然我的少年和成年都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这种与生俱来的爱却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想起那个古老的地方。尽管我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其他城市里，可是我忘不了故乡小镇所有的人和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的祖先早已把一种所谓“热恋”的东西遗传给了我，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能找到什么词汇来表达我此时的情感了。

时光可以带走许多东西，就像街道两边那一排新建的房屋最终会变旧变老，到最后又会被另一层新鲜的尘土掩埋一样，发生在故乡小镇的许多故事开始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一百年以后，再也找不到了。

命中注定，小镇就是我的故乡。这个古老小镇上的一切，对我来说，就是我少年时的记忆，它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将成为我永远留存的东西。少年时期在小镇上的生活影响了我的半辈子。小镇的生活给了我滋养，也让我形成了固执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有一天，看了一部叫《小镇》的电影，电影里小镇的情景和我的故乡小镇几乎一模一样。不知不觉中把整部电影看完，我已经热泪盈眶。

每次回到故乡，总会听说，某某老人去世了。有时仔细想一想，我们那条街上的老人差不多都去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我是认识的。死者长已矣！一茬一茬的人死去，一茬一茬的人出生。生命就是这样，生生死死，生生不息，不变的永远是永恒的时间。

我从容走在故乡小镇的大街上，感觉自己在逆风而行。有一种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我丢失了还是人们忘记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看到风中的故乡摇摇晃晃，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其实那是我的心在摇曳不定，不能自已。

（原文有删改）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而“中道”则一以贯之于其他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人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严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借鉴。

(摘编自余荣根《中道:传统良法善治之道》，见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群体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如果使用哈布瓦赫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形式：个体记忆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文化记忆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遺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情况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的，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凭借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包括《荷马史诗》。我们现在知道古埃及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祈祷文的成文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文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文化身份时的坐标。

（摘编自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