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墙角剥落月日

杨崇德

父亲在过完他七十八岁的生日之后，记忆力一落千丈。我的弟弟哲娃打电话对我说，如果你有时间，回来看看父亲，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他时常把我当成是你，可一摸到我脖子时，他就说，你不是叫花子，叫花子这里有块疤！

我听了这话，眼泪都出来了。

我请了一个星期假。我回到了我的山村老家。那天太阳亮晃晃的，我满头大汗进了屋。弟弟不在。莲花和鼻涕虫也不在。我问：“爹呢？”弟媳妇说：“他要跟哲娃上山，哲娃不要他去。他现在应该在仓屋场那边。他认不到人了。”

仓屋场是我们村生产队时期的仓屋，旁边有一大块水泥晒谷坪。小时候，那里是我最快乐的地方，也是我最难忘的地方。我们一帮子人爬的爬楼，翻的翻筋斗，跳的跳，唱的唱，打枪的打枪。我的弟弟哲娃，那时还小，也跟在我屁股后面乱跳。我喊了几句，把右手变成一把手枪，对准我弟弟，就是一枪。我弟弟没有倒。我一巴掌打过去，他倒了。哇哇大叫。不巧的是，父亲正好从山上下来，扛着一截树，从仓屋场路过。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爬到屋梁上。父亲抽出背上别的那把柴刀，对着仓屋柱子使劲地敲。慌忙间，我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父亲还在发火，冲过来，举起手，准备打。父亲发现我脖子上有血，一把掀开我的衣襟，我脖颈被地上的石头切去一大块肉。我躲过一劫。但是，我脖颈上却留下一块永远的伤疤。

我提着鸡蛋糕，向仓屋场走去。远远的，我看到了父亲。他坐在地上，手里扶着一根棍子。我叫了一声“爹……”

父亲的耳朵还算可以。我喊到第三声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走过去，掏出一个鸡蛋糕给他。他没有接。

我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然后抓着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块隆起的伤疤。父亲眼睛眨了几下，说：“是叫花子吗？”

我把一个鸡蛋糕送到父亲嘴边。他笑起来了。他用他那两颗不规则的门牙，慢慢地啃嚼。

父亲在那个时候终于有了记忆。他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像个孩子。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老到一定程度，就会可爱得像个孩子。

我给父亲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他接过去，放在眼前眯了眯，然后笑嘻嘻地放进他的棉衣口袋里。最后还按了一按。

我拉着父亲的手，准备回家。这时，旁边跳出来一只小青蛙。父亲变得更加有趣了。他挣开我的手，蹲下去，窝着手掌，去罩那只青蛙。我说：“爹，我们回去吧！”

父亲昂起头，看着我。很久，他说了一句：“你是哪个？”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你是灰子？”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你是有贵？”

我急忙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抓起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个伤疤。父亲认出我来了。父亲说：“你是叫花子吧，只有我们叫花子，这地方才有这么大一个疤。”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我们回家去吧。”

我扶着父亲，迎着亮晃晃的太阳回家。

父亲的记忆力真的不行了。在我陪伴他的五天时间里，父亲对我忽然亲近，忽然冷落，忽然恐慌。我只有通过不断地让他摸我脖颈后面那块伤疤，来唤醒他对我的记忆。

父亲真的像个孩子，他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威严，那种不与人轻易闲聊的个性了。我让父亲好好地摸了一阵我那块伤疤，然后，我和父亲就在屋当头的墙角边，玩起了“摆家家”“打山棋”。我们还做了两根钓竿，一起来到田埂上钓青蛙。父亲变得很高兴，像个孩子，更像我儿时候的弟弟哲娃。

弟弟说：“你请了几天假？快到了吧？”

我说：“今天是第六天，我明天就走。今天我和父亲再去钓一餐青蛙回来。”

弟弟说：“他过一会儿，又认不到你了。”

我说：“不会的，他只要摸一下我脖颈上的疤，他就知道我是叫花子了。”

又到了月收残暑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弟弟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几次不吃饭，他让他摸了一下他的脖颈，他以为是我，马上就吃饭了。

我问弟弟：“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弟弟说：“这段时间，我一直给别人扛树，扛了一个多月，肩膀上有一层厚厚的茧。爹以为是伤疤。”

（选自2015年第11期《小说选刊》，有删改）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地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人们打量儒家的眼神，近代以来一边倒的负面印记得以洗刷，儒学的声誉和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改革后，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对峙中逐渐地舒缓过来，儒家符号也从以往所附赘的种种污泥浊水之中拔举而出，向着正面的、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地挺进。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学发展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它既不认同现代主义，也批判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主张，而是开辟一条新的回归传统的路，我们姑且称之为批判传统主义。

这种思想主体性的转移，显然是在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不简单地拒斥现代主义，而是在现代性的泥淖里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抖落一身征尘。批判传统主义对现代主义做了很多深刻的检讨，认为现代科学的状况是受到理性主义者傲慢自大的损害，理性主义汲汲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人类社会的控制，而日常生活却严重地科层化和流于精英主义，人类普遍地精神性日渐萎靡。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各种暴戾的现象层出不穷，理性之设计和安排则捉襟见肘、应对乏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和知识权力，反而可能成为对自然与社会施暴的渊薮。在主流文化形态以外的民间知识和传统智慧被彻底地边缘化。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漠视其他方面的人类潜质，对生命的意义和日常生活方式，要么是关注的太少，要么是随意的规划与支配，人的存在成为各种力量拨弄的玩偶。批判传统主义在面对现代性的姿态上，与主张调和的一派稍许相像，其理性的分析立场可以看作是对西方的情绪性拒斥的轻微调整。

但批判传统主义并不重视融合的方式，甚至不认同中西会通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体，必须回归到自己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是基于特定的文明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所属成员的思想变化是有其自身轨迹可循的，不因时代的改变和评价标准的游弋而彻底丧失掉认同感。

从表面上看，批判传统主义仍然延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旧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史。哈贝马斯说：“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批判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它的语境已不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慕、拜服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自省，而是试图跳出中西对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图中重置中心与边缘，将儒家价值的普遍性和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衡量。

（摘编自景海峰《警惕当代儒学走向极端：排他、自大和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