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一棵树

非 鱼

跑，继续跑。

那时你还叫刘秀。你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汗水湿透了中衣，嗓子里有咸腥的味道。身后是嘶喊声震天的追兵，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活着，成了你最奢侈的希望。

跑，继续跑。

远远地，山坡上有炊烟袅袅升起，你使劲咽了口唾沫。炊烟于你，是一种残忍的诱惑，你既不能摆脱王莽的追兵，又不能进村去讨一碗粥喝，尽管你早已经饥肠辘辘。

跑，继续跑。

嘶喊声似乎小了远了，你瘫坐在田埂上，肚子越来越饿，如无数的小鼠探出尖利的细齿咬噬着你的胃壁。仰头，是一株硕大的棠梨树，一颗颗棠梨如青核桃般在风里轻轻摇晃。你又咽了一口唾沫，急慌慌地揪下几颗啃起来。呸——你又吐出来，小小的棠梨太酸了，还涩。

“难道，天要灭我刘秀吗？”你扔掉手里的棠梨，长叹一声。

突然，一个妇人从山坡上袅袅向你走来，面若一轮明月，发髻高挽，手提一只黑褐色的陶罐。你有些迷惑，这山野之上，怎么会有如此娴静貌美的妇人出现？

妇人微微一笑，问你：“我给夫君送饭归来，见你在摘棠梨，可是饿了？”你点点头：“可是……”

妇人说：“我知道。”

你看见妇人摘下十几颗棠梨放进她的陶罐里，找来一把干柴点燃。不一会儿，罐里传来阵阵清香。

胃里的小鼠更加用力地咬噬，你口干舌燥，唾沫也没有了。火熄了，罐凉了，妇人说：“吃吧。暂且可充饥。”

端起陶罐，棠梨温暖的汁液流进嘴里、胃里，你吞食着果肉果核，如果可以，你甚至能吞了陶罐，那一刹那，你忘了汉家天下，酸甜温暖的煮棠梨就是一切。

放下陶罐，你用宽大的袖口擦一擦胡须上的棠梨汁，欲道一声谢，可眼前早已没有了妇人的踪影。你仰天长啸：“哈哈，莫非上天来助我！”

跑，继续跑。

此刻你气力大长，飞一样，在山坡上、塬上奔跑，一路向西。追兵的嘶喊听不到了，伴随你的只有风。

风，不停地吹，吹过黄河两岸，吹过你冕冠上的旒，叮当作响。哦，你已经是汉光武帝了。锦衣玉食，如今你什么也不缺，可是，太官准备的八珍之味依然让你提不起胃口，你挥一挥宽大的衣袖：“拿下去。”太官属下的大官丞已经换了五个，还要怎么样？

棠梨，对，就是棠梨，是那位妇人为你在陶罐里煮出来的棠梨啊。你舔了舔嘴唇，仿佛那酸甜温暖还在。

怪不得太官，他哪里知道你的威仪荣华之下，掩藏着什么，那一路的逃亡，有过多少的生死瞬间，那一罐棠梨，才是永远的美味。

再次来到那座小山村，前去打探的人却回报：“村里没有此人。”派了更多的人，再找，依然是没有这个人。

你弃辇登上那座小山，站在山顶上，村庄里鸡犬之声相闻，绿树掩映，细细的炊烟从树梢上升起来。慢慢从山上向下走，你来到了那株棠梨树前，早春时节，雪白的棠梨花将整棵树笼罩，金黄的连翘在山坡上绽放，麦苗青青，蜂飞蝶舞，热闹非凡。

笑容在你的脸上绽放，如棠梨花朵般灿烂。作为大汉的天子，子民安居乐业，你能不高兴吗？找不到为你煮棠梨的妇人，但棠梨树在，不能当面感谢妇人，但村里的百姓在。你下诏，赐给这个小村庄一个好听的名字：罐煮梨村，免除村里所有的税赋、丁役。

得知这个消息，村里的老幼妇孺一齐跪在你面前，你一指那株硕大的棠梨树，说：“我，是棠梨树上结下的果，你们，也是。棠梨树佑护着召公，也佑护了我，我会永远记得这棵树，记得罐煮梨。”

后来，有人告诉你，那个美丽的妇人是荷花女的化身，是召公派来的。你沉默良久，冲着罐煮梨村的方向拜了三拜。

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都不重要了。

你是刘秀，你是汉光武帝，你是大汉中兴之主，你是能把一棵树记在心里的人，这就够了。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电梯劝烟猝死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杨某劝阻段某某在电梯内吸烟的行为未超必要限度，属于正当劝阻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

改判结果一出，人们纷纷点赞。因为判决终还杨某以公道，既没有让正直的人无辜受伤，也守护了社会正能量，彰显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其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认为，杨某行为与段某某死亡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根据公平原则，判决杨某补偿死者亲属15000元。死者亲属认为杨某存在过错，判决作出后，提出上诉。

段某某突发心脏病猝死，让人惋惜同情；但杨某热心反而“摊上事儿”，不免让人寒心。尤其是一审判决要求杨某无过错而补偿，让人免不了产生司法裁判在“和稀泥”的感觉。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适用此规定的前提，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本案中杨某劝阻吸烟行为与段某某的死亡固然有关，但是二者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正如二审所指出的，杨某的劝阻理性、平和，未超必要限度，不会造成段某某死亡的结果。并且，杨某对段某某的死亡无法预见，也不存在疏忽或懈怠。因此，一审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进一步讲，杨某劝阻吸烟的行为体现了一位公民所应有的公德心，这也是法律所予以鼓励的。作为地方性法规，《郑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如果因杨某一时的正直之举而施以惩罚，必将导致人们不愿、不敢阻止违反公德的行为，那么，闯红灯、扒窃等行为者可能会堂而皇之、畅行无阻，长此以往，社会道德水准必然大打折扣。

迈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更高的追求。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重要的一条是要把握好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让天理、国法、人情实现有机统一。这样即使是败诉一方，也会感觉自己的权利得到认真对待，进而服膺裁判结果。

一次严谨的司法判决，胜过百次法律宣传。每一次的热点案件中，法官敲击法槌的声音，不仅当事人双方听得到，也会长久回荡在公众的心里。

(摘编自靳昊《“电梯劝烟猝死案”改判：司法当为“好事者”撑腰》)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收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側张开;“署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礼记》还说“毋側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网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