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风起正清明

丁立梅

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地上心起来。有事没事，他爱绕着它们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它们喃喃说话。

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喜，全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啊，糟蹋啊，响雷要打头的啊！祖母跺着小脚骂。

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了。中学毕业时，我约同学去我家玩，是这么叮嘱他们的，我家就是门口长着两棵梨树的那一家啊。两棵梨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

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逗引得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它们转。单单是清明前后，它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作肌肤玉作客”的，连小孩也懂得敬畏。只是语气里，却有着霸道，我家还有梨花的。——我家的！多骄傲。

祖母会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那是要烧给婆老太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得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她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

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站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

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她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托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式地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纳鞋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

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

我怔一怔，坐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手背。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惘然无知。

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①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西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②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等待他的是贫困与饥饿。他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抑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一次壮烈的抗议。

③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藉。当罗丹命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面对着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面上把她们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象？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

④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痛苦的梵高毫不相干。

材料一：

《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取字原属贵族特权，后来成为知识阶层的事。宋代还不准下层人取字。到明清时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无人无字。尽管也遭到士大夫的抨击和嘲讽，但取字的习俗，仍然普及开来。

先秦时代，字是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给起，后世不举行冠礼了，字则改由师长或其他通文墨的人给起，而且也不一定到成年才起，很可能是小名、大名和字一同起的。当然，也有成人之后才请人起字的。

上古贵族女子，原本也起字。《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笄而字。”是说女子成年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起来，用笄别住，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秦汉后没能承袭。虽然上层妇女有的也有名有字，但不一定“许嫁笄而字”。女性一般自幼至成年，只有一个小名（闺名）。不过，这一礼制虽未推行开，却在汉语中留下许多成语，如说女子已有婆家，叫“已字”“已字人”；没找婆家，称“待字闺中”“未字人”“未字”。

后世取字，有许多是引经据典。如唐代陆羽字鸿渐，取自《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宋代楼伯圭字禹锡，出自《书·禹贡》“禹锡玄圭”。

名字的组合方式，自古及今，当不下几十种。习见而常用者，约为以下八种。

第一、同义相协。名与字为同义词，二者相为辅佐，互作解释。如宋欧阳修字永叔，《广雅》：“修，长也。”《说文》：“永，水长也。”

第二、反义相应。名与字皆为反义词，二者对立相应，各从反面作解。如孔子弟子曾点字皙，《说文·黑部》：“点（繁体作“點”），小黑也。”“皙”，意为洁白，点、皙相对。

第三、连类相及。义类相近或相似，因甲而及乙。三国孙策字伯符，策、符皆为信物，只形制与用途不一。

第四、景仰前贤。因为倾慕前代圣贤，向他们看齐，于是就袭用其名字。汉司马相如字长（zhǎng）卿，《史记》说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蔺相如为赵国上卿，故以“长卿”为字。这既表示蔺相如的身份，也体现了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愿望。北齐颜之推字介，是拆春秋晋国介之推的姓名以为名、字。据《左传》，晋文公封赏随从逃亡的群臣，介之推不去述功，文公也未加封赏，介之推遂携母隐居绵山。后文公以焚山方式欲使出山，介之推不出，遂烧死于绵山。

第五、概括经义。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儒家典籍便成了家喻户晓的课本了。人们逐渐就都从儒家经典中选取名字。汉末三国已渐成风。自南北朝而唐宋，而元明清，士大夫名字取于儒家经典者触目皆是。如唐白居易字乐天，《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哀公问》：“不能安土（意为“居易”），不能乐天。”

第六、使典用事。这种名字组合方式，先秦没有，两汉也少见，唐宋才多起来。它取材于史传载记，诸子百家之书。有的与袭用经文相似，但大多含有故事情节。如唐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商隐，即谓殷商之隐者，义山，即谓“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第七、崇奉宗教。唐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佛家菩萨名。《旧唐书·文苑传下·王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因崇佛，故拆菩萨名为名字，以示皈依。

第八、采撷名篇。采撷名篇佳作中的警策以为名字，南北朝时已很常见，至明清而大行。如明代胡东皋字汝登，出自陶潜《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清朝张孟词字腾蛟，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孟，表示长幼次序中排行老大。

名字组合方式，不止上述八种，但常见而比较复杂的，大致如此。

（取材于吉常宏《中国人的名字别号》）

材料二：

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那么名和字的用途有何不同？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对什么人称名，对什么人称字，这在古代是很有讲究的。若不论场合、身份、对象，任意而用，将十分难堪。

从命名取字上说，名是由长辈所起，行于家庭之内。字是行冠礼时由嘉宾所起，意在“敬名”，是行于外的。由此便形成两个原则：名是尊长所叫，或用于自称；字是给外人叫的，不能用于自称。但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还须进一步讨论。

第一、自称称名。总的说是自称称名，但还要看是对谁，不是对谁都称名。

(1)对君父自称。封建时代君父一体，儿子在父亲面前，臣子在君主面前，或对天子的使者，都要称名。在君主面前，不但自称要称名，在提到其他人的时候，也得称名，即便涉及自己的长辈先人，都要直呼其名，说“臣父臣某某”“臣大父先臣某某”。

(2)对尊长自称。对君父自称名，推而广之，对位尊者，对家族亲戚中的长辈，都要自称己名，以示尊敬。如大诗人李白，出川之后，在荆州时想得到刺史韩朝宗的提拔，便写了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就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

(3)对朋友自称。古代文人与朋友交往，不论对方年纪长幼，自称时都要称名，不像后来俗文学中所写，年长者自称“愚兄”，年幼者便叫“贤弟”。不论年龄，甚至同族兄弟，年长者也自称名。

(4)尊长自称。尊长对卑幼者自称名，源自上古。《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谈话，都自称名，如《述而》“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都是自称名。

但是，家庭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甚至印章使用，也是如此。1949年前，长辈给晚辈写信，结尾都不具名，只写“父示”“祖字”“伯父手书”或“伯父某某”“叔某”。

第二、称人用字。古人在交际中都是称人之字以敬其名。不过当时等级森严，礼节繁杂，就是称字也要看对象，也有许多讲究。

(1)平辈之间称字。亲友中同一辈分的，原则上都称字。孔门弟子彼此间都称字。对朋友不能呼其名，这是传统的礼仪准则，除非对方没有字。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忽略这一点，实在欠妥。

兄弟之间也以字相称。兄对弟，对称或叙述过程中都可以；弟对兄，一般只用于叙述时称呼。

(2)尊长称卑幼者。身分地位高的对身份地位低的，年长的对年幼的，为表谦敬，也须称对方的字。亲友中长辈对晚辈称字，比较常见，但父祖对儿孙称字罕见。

(3)关于称尊长的字。先秦有称尊长字的，如孔门弟子常称老师“仲尼”。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往往遭人非议。父祖之名固不能说，称字也行不通。有了别号之后，多称父祖的别号。

君主的字是不能叫的。今天许多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让剧中人物直呼其君主之名，实在缺乏历史文化常识。

此外还有一种“谥号”，是人死后由朝廷（官谥）或门生后辈（私谥），按照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给予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如韩愈官谥“文”，范仲淹官谥“文正”，又如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靖”表示保护、保卫，而“节”则表示节操，称靖节先生，也是一种敬称。

链接一：

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

链接二：

《水浒》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写吴用为救宋江脱离江州之危，命萧让摹仿蔡京笔迹给蔡京之子江州知府蔡九写了一封信，盖上金大坚摹刻的“翰林蔡京”四字印章，要戴宗带回江州，信中命蔡九把宋江押送汴梁，这样，就可以在路过梁山时，搭救上山。戴宗走后，吴用猛然想起信中印章有个老大的破绽，不但救不成宋江，反会拖累戴宗受苦……果然，戴宗一到江州，就被机警狡诈的黄文炳一眼看穿图章的破绽。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