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绣、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南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编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材料一：

“我想在座的大家都熟悉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有一句歌词：做完了一天功课，我 们来尽情欢乐。”王国庆说：“看看我们身边有的孩子。我听到周围有人讲，那些孩子们有的时候作业做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十一点。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到哪儿荡起双桨呢？”

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表示，减负是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作为政府要优化管理，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的综合改革，切实改变应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破除分数和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的唯一标准，以此来营造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减压的良好教学大环境。

（摘编自新京报《全国政协发言人谈减轻中小学生负担》）

材料二：

在谈到如何“减负”问题时，陈宝生说，减负不光是教育战线的事，更是整个社会的事。减负 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减负要从以下几方面减：一是从学校教学减负。这些年，学校减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人讲叫作“校内减负校外 增负”，这句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但也有偏颇。我们有一些减负措施是“一刀切”的，有一些减 负办法是简单化的，它的效果值得评估。学校减负，主要是加强科学管理，把减负的任务落实到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

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 要补充，要整顿的是违规的部分，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

三是考试评价减负。考试评价减负就是要改变评价方式，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这是考试评价减负。指挥棒要让它 正确起来。

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 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使我们的减负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这些年各种成功学、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 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全社会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不要盲目追求那些成功学，那些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成绩单、广告、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教育素养，不要听信 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摘编自新华网《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答中外记者问》）

材料三：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减负。在这些“家长本位”的文章中，推迟上学、三点半下课导致接送麻烦只是次要的理由，核心的理由其实就是认为减负对孩子将来“出人头地”不利。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篇，是《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文章认为对奥赛热的严厉打 击是错误的政策，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选拔和识别天才。作者认为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算苦，只是主 张减负的“键盘侠”在大惊小怪，沉重的书包是因为学校课本的书本来就厚，这是教育部规定的课 本材料，你课上的再少也必须买那么厚的书，和学生的压力与作业多少根本无关。文章认为当年应 试教育一路走来的上一代人当年其实没那么苦，一样“有童年”。他们还强调高考和学历的作用，认为高考是“穷人家孩子翻身希望最大的、最后的公平机会”，课堂减负只会增加校外负担，而有钱人上得起最好的辅导班，请最好的课外老师，在加剧不公平的同时，还让穷人家的支出大增。

（摘编自腾讯评论《解决“减负大争论”，没有别的路》，作者丁阳）

游历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士人或为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学说，或为求师、求学、求宦而四处游历。士人的游历都是当时社会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士人在各个政权之间游历，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学说，逐步形成了士人游历的文化传统。到了唐朝，士人尤其是落第士人游历之风更浓。

唐朝落第士人游历的脚步遍布大江南北，主要集中在两京及京畿地区、重要藩镇幕府所在地和文化名人寓居地区。落第士子四处游历的原因很多，不仅有个人喜欢游历山水、亲近自然等主观因素，更与唐朝政治格局和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唐朝作为科举制度实行的早期，还有察举制的残留，推荐在科举考试录取中占有重要地位。落第士人不断地游历于官宦名士之间，以期获得他们的赏识和荐举。对于落第士人来说，所历之处充满了机会和吸引力。这促使唐朝士人落第后并不待在书房专心于学业，而选择四处游历，推销自己。

唐朝落第士人大规模游历也是唐朝特有的政治制度格局促成的。唐朝虽为中央集权制政权，但地方政府权限较大，刺史和节度使均有辟属僚佐的权力。中晚唐时期，藩镇势力强大，“宦游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大批官僚名士进入幕府，这对落第士人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这种政治格局设计为落第士人从它途入仕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平台。

唐朝落第士人游历也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唐朝社会落第士人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之称，上层官僚可以利用合理的规则，积极举荐落第士人，使他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势力。正是这种相互需求的“相资”关系，才使许多上层官僚士大夫热心与落第士人进行交往，这也激发了他们游历的热情。

唐代落第士人的大规模游历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对社会和政权的稳定有潜在的危险，但落第士人的游历更有其积极作用。落第士人走出书斋，扩大和各个阶层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人生阅历，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认识，为未来入仕储备了必要的社会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游历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落第者走出本乡，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加强了地域之间文化的融汇，在事实上促进了唐代文化的繁荣。

宋代，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士人可游历的社会空间不断萎缩，游历传统逐步淡化。而科举制度的完善也使得落第士人不再需要“觅举”。宋代落第士人也有走出书斋去游历的，但主要是为了游学和寻访名师，与唐代迥然不同。

（摘编自黄云鹤《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

①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文艺复兴，因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古希腊那样一个“人本”时代，一个崇尚理性、欣赏人与生活之美的时代，没有这样一个文化之源，文艺复什么“兴”呢？我们看到的是孔夫子“克己复礼”，他想复的是周礼，实现礼治天下，让命定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维系社会超稳定结构，“拯救理性”压抑了人性。

②如同但丁透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之美与文明之灿烂，吴承恩在明中后期透过近千年的历史烟云与世态乱象看到了唐文化的辉煌与安详，唐人之美不在于富贵，而在气定神闲，在安详自在。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方，几可无敌于天下。吴承恩看到了佛教对唐文明的巨大影响力，而玄奘则是弘扬佛法、独行取经的一代伟人！吴承恩没去复述孔子，他要复述他自己心中的圣人——玄奘大师！

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拥有与天帝抗衡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在理想化暗喻自己，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力来获取超越自然万物的能量与力量，并暗示“思想不死”，而天帝、天庭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府的化身。统治者不希望思想者影响一方，于是给思想者“弼马温”这样一个有官无职的位置，思想者有受辱感，回归花果山，最终与天帝妥协，获取地方自治权——被承认为“齐天大圣”管理一方。思想者的思想力不得安宁，大闹蟠桃会，偷吃老君丹，最终“异端”思想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不见天日。直到灵魂的象征者与救赎者唐僧出现，灵魂从上天那里获取了诅咒的力量，而思想者被套上紧箍咒之后便皈依了灵魂，协助灵魂的象征唐僧前往西天追求真理，以求超度自我。孙悟空被唐僧“救赎”之前的“复述”，表面是对一只猴子成长的叙述，而暗喻的是自己身在明中后期，渴望逆时光潮流去追寻唐玄奘足迹，历经磨难，往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梦想！吴承恩的心中，玄奘是解开唐朝文明辉煌的一把金钥匙，九九八十一难看似数字的叠加，一些情节也有些相似，它主要是展示西天的艰难、人生的历练，以及社会万象、乱象。

④吴承恩不仅通过追寻玄奘之旅来确定自己的精神走向与旨归，他还要通过玄奘取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拯救，他希望把明朝带回到唐朝，像唐朝那样气度恢弘，像唐朝那样气定神闲，富贵强健。通过如来之口，吴承恩描述了中国——“东土”人性沦丧，社会混乱之现实，亦通过如来之口认定：中国尽管有过孔夫子的儒家仁义礼教，但它似乎救治不了中国，只有通过佛教来超度国人的灵魂。他认为，中国人是灵魂层面出了问题，人的思想淹没了灵魂，整个社会被无序的智慧与欲望控制，这是一切罪恶之源！《西游记》从开篇到结束多处否定儒家传统人伦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禁锢和对社会欲念的纵容！中国的明代思想领域正在热提“独抒性灵”，倡导心灵自由的同时，吴承恩却已超越时代，看到了“心猿意马”无所控制，无人咒念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及恶果。吴承恩的复述是超越时代的，□□他的复述一直被当成神怪故事叙述，□翻开尘封的历史本原，我们依然能找到一颗伟大的心灵熠熠生辉！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是中国的《神曲》，只是《西游记》尽管也诞生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较发达的东部沿海淮扬之地，但这部书并没有带来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整体觉醒，而《神曲》则像启明星一样给欧洲带来了人文科学复兴的黎明。但丁在不同狱界见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名人，通过“对话”（孙悟空是通过对打、对骂）来臧否历史人物，表达但丁的人文理念、思想。作者最终见到了上帝，走出迷梦，恢复崭新的肉身，重享生活的自由与美好！他象征着一个新的欧洲复活了！

⑥无论怎么说，《西游记》取经是成功的，玄奘是成功的，唐文明是成功的，《西游记》是昂扬的，健康的，人的灵魂在书中得到了救赎超度。《西游记》的伟大在于，他嘲弄并深刻地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禁锢与摧残，他们期盼释道救赎，但这却只能暂时摆脱精神困扰，并不能实现社会人文与科学的真正发展。直到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国文化才真正进入到符合人类发展的理性大道！

（摘自吴祚来的《文艺复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