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山，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泰山文化，寄托了“国泰民安”的民族意愿，承载了贵和尚中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山文化与黄河、长江一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有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

在泰山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帝王巡守，还是封禅、祭祀，都把泰山与社稷苍生联系在一起，希冀和祈求的都是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等。即使是民间信仰的泰山府君和碧霞元君，也是出于其“护国庇民”。“泰”字之本义，即有大、强、安定之意。只有国家强大安定，才有人民的安康乐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与国泰民安一起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体二翼。“和合共生”的基本精神，强调“贵和尚中”即《礼记·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山文化中的“和合共生"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人合一，二是和谐包容。

以“功成受命”“易姓告代”为标识的泰山封禅已经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天人合一还在于泰山神的“灵显昭著，佑庇万民”。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肤寸成云，霖雨天下”。即所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乎天下者，唯泰山云尔"。泰山的祈雨活动，在天人合一方面是“天心感召”，在官员方面是“遵旨虔祈”，由于与百姓的愿望契合，所以出现“人心为之安定”等景象。

泰山文化中的和谐包容，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这种“和合”，既包括了“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合”，也包括了齐、鲁文化之合以及泰山儒释道文化之合。泰山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之区，儒学一向兴盛，同时，泰山是道教的孕育之地，泰山的佛教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普照寺、竹林寺、灵岩寺等佛教寺庙同样得到发展，香火繁盛。

泰山文化中和谐包容的起源，也与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名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有关。“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本意在于虚怀若谷，广纳天下之才，容事容人。康熙御定《日讲书经解义》卷五《说命上》就称；“古人云，泰山不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人主不遣葑菲刍荛之言，故能成其圣。”这已经将泰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上升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

“国泰民安”“和合共生”，这种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贯穿于中国人的历史创造之中，赋予中国人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促使国人为实现祖国富强、百姓安康和民族复兴而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摘编自陈锋《尊崇·社稷·苍生：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

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祭祖是一个极富特色的文化符号。在祭礼的发展历程中，自先秦时期开始兴起，后经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变迁，一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在传统社会，无论是王朝政府、官僚贵族，还是寻常百姓之家，祭礼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传统。传统祭礼的历史传承对当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早在商代时，人们将祖先视为可怕的死者，死者经常制造各种灾祸，给生者带来伤害。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需要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祈求祝福。胡适在《说儒》一文中说“看殷墟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③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在秉持内在的祖先崇拜的信仰意义外，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含义。此时，祭祖礼仪不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也与国家的统治、社会的安定相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祭祖礼仪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被高度重视，最终形成一套上至王侯，下达百姓的完善的祭祖礼仪体系。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但又是本国的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虽然不同阶层所设置的宗庙数量不同，但社会各阶层都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礼记·大传》谓“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又谓“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可以看出，人们将处于冥冥中的祖先和现实生活里的宗族结合起来，这就使得祭祖礼仪突破了氏族时期单纯的精神信仰范畴，结合了国家统治的政治需求和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需求。从王朝统治者角度看，天子祭祖能够提升自身血统的神圣地位，增强自身统治的权威性。从社会运行角度看，祭祀祖先能够培养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意识，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周代宗庙体制的内容和形式在后世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祭祖的文化传统却历久不衰，成为维持家族人伦关系，促进基层治理，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保障。

④在传统社会，礼不仅是个人行为规范，同时具有更深远的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管控功能，这与礼存在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阶层如何看待和利用礼为国家统治服务有关，“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汉朝的礼主要发挥了建设新体制、实现‘大一统’的作用；南北朝时期，礼被突出地用以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了宋代，礼的重心则已向民间的礼教倾斜，而到明、清，民间礼教的发展达到极致”。与前代王朝不同，宋代统治者对礼进行了重新界定和使用，突出强调礼仪文化的教化作用，重视推进民间礼教的发展。同时，随着庶民宗族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文化权利也在逐步扩大，庶民礼仪开始融入到国家礼仪文化体系当中。

（摘编自邵凤丽《社会治理视阈下“以礼治家”的历史实践》）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 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 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 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 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 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 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 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 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