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我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方互惠合作、共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务实行动。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承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对接，并把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建设全球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同时打造先进能源技术和低碳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我国在新能源技术和智慧电网领域的技术优势，发展跨国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在满足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下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

（摘编自《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下降，服务业的贡献在上升。

中国2050年低碳能源经济转型路径

我们利用了预设目标、路径倒逼、多情景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未来低碳能源转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实现加速低碳能源转型，但在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的情况下，要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中远期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不仅需要有高碳价政策激励，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如果在2030年后有颠覆性的能源技术出现，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会大大提高。

（摘编自《低碳经济蓝皮书》）

材料三：

1月25日，“2017-2018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专家视点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以“节能提效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为题,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介绍。他表示,世界能源发展可以归纳为转型加快、增速趋缓、创新活跃三大趋势。其中转型加快主要体现在,能源结构变革经历了煤炭为主、油气为主、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们国家的能源战略几个主要支柱是什么呢？有三个战略支柱。第一，节能有限，提高能效；第二，现在还不能不用煤炭，煤炭跟石油要高效洁净化的利用，同时要提高天然气的比重；第三，高质量、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非化石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来改善能源结构。

（摘编自2018年1月26日中国低碳网）

材料四：

中新社卡托维兹12月4日电全球碳计划组织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碳排放预计增长在2%左右，这是继2017年碳排放小幅增长（增长1.4%）、全球碳排放量创新高以后，全球碳排放又一次出现增长。

报告指出，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使用量增加，抵消了去碳化作出的努力。此外，煤炭消费的增长，以及个人交通、航运、航旅等需求的增加，也助长了2018年的碳排放。

按照当前升温速度，全球最快将在12年后温升超过1.5，这将对全球的环境生态、人文、社会经济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面对快速升温的威胁，各国应进一步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摘编自2018年12月4目中国新闻网）

材料一：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5G”）引发了业界人士的丰富想象。与3G到4G的渐进变化截然不同,5G是一种“量子跃迁”。在5G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分辨率达到4K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但速度带来的不仅是量变。业界人士认为，5G将给近年来“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来”的“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带来新生。

如果只是速度的提升，还谈不上质变。5G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5G的技术要求之一是能够支持速度高达每小时500公里的设备，因此5G技术推动的产业还包括无人驾驶汽车。此外,5G网络每平方公里奇支持100万台设备，非常有助于互联网发展。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新的产品类别，其底层技术就是物联网。有业界人士指出，过去30年将人连接起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

目前5G的多数应用场景还只是一种展望，有些可能比预想中进展得慢，有些未曾料想的场景又可能会冒出来形成颠覆式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5G会引发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摘编自《5G时代将会颠覆什么？》，《深圳商报》2019年01月13H）

材料二：

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美国高通主导的LDPC技术还是中国华为主导的Polar技术进行了投票，胜利的一方将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导者。、会议最终达成的决定是:数据通道长码和短码编码方案均采用LDPC方案，控制通道采用Polar方案。

（摘编自《透视5G投票风波》，《人民邮电报》201年5月14日

材料三：

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但在5G时代，美国的这种巨大优势正在丧失，告别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无线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美国已经捉襟见肘。在5G领域，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中国之所以在1G、2G通信时代发展较慢，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今，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比美国和欧盟的人口总和还要多30%左右，并且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市场前景良好，这是其地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技术和政策上的优势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技术成果转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一大批行业企业快速成长，都从客观上促进了5G产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5G时代，中国领先了吗？》，《北京科技报》2019年1月11日）

材料四:

虽然5G网络将改变社会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探索具体应用和商业模式时仍有诸多困难。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产业链成熟度上看，非主流频段需要我们在全球去推动，将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同时还要解决4G与5G网络建设的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协同问题。目前新的商务模式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怎样能够让5G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通信行业仍然在摸索。此外,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为了满足复杂场景和垂直行业的需求,5G对于网络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端到端的网络切片给网络运维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依靠传统的网络优化方式已是难以为继。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想要跨越这“三座大山”，构建开放、智慧和融创的5G产业环境是必须的。

（摘编自《5G商用：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月3日）

材料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或者业务能力较强的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服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5家区属医院和23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疗集团，形成“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医疗服务一体化”的“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

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

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1350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24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社康检查、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保人越健康,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保疾病”向“保健康”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 “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两下降”。“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摘编自“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从基层汲取医生、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摘编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