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摘自新华网《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数据：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整理）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遠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次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

被遮蔽的巴金

祝 勇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创作的引人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将巴金推向神坛，反而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巴金自身同样处于遮蔽之中。这种遮蔽，使我们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巴金。当然，这种遮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诸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在很长时期内，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言说体系之外，而巴金，似乎比他们幸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停止过传播。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被传播的巴金，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编辑和修饰的巴金，而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这段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了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变化，它们不再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不再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他对作家职业的选择，也归因于安那其主义者相信在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将个人从强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本能的社会性。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它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此外，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造成这些“遗漏”的原因，除了史料搜集有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

巴金的文学活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立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轴心，来关注被压抑的人们，并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有所中断，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这成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洁史和他撰写《随想录》的主要动机。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与其说是一次道德忏悔，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历经改造之后重新进行的自我发现，是与五四相衔接的一次解放过程，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非人性的社会现实相对照，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也是他的思想遗嘱。

（有删改）

（复旦大学陈思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注）①悬车古代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 ②牒中国古代官府来往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