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自然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轨道，将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影响下，这种血缘关系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可这压抑儿童天性的家庭教育主张在古代大行其道，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悌之德具有“事亲”的效用，还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还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追求的目标，任何家庭很难摆脱这一教育模式。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只得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达到了高度统一，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族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亲。在中国古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优患意识。

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选自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爱心如同韭菜

余显斌

娘打来电话，问他现在在哪儿。

他轻声说：“在医院。”

娘说：“知道，听你爹说的。”娘接着哽咽着说，“儿啊，你怎么能那样，怎么能捐献骨……髓啊？”显然，

娘不理解什么是骨髓，说到这儿，明显地顿了一下。

他忙说：“娘，没啥。”

娘威胁说：“你不听娘的，娘就死去。”

他急了，忙告诉娘，自己不是捐献骨髓，爹听错了，自己是想找人给自己捐献骨髓，自己有病。

娘一听更急了，问清了他所在的医院，和爹当天就打了车，匆匆赶去，在医院看见了他。他坐在病床上，护士在给他量着血压。娘一见吓了一跳，问道：“儿呀，你怎么啦？”

他说：“白血病。”

娘不懂什么是白血病，望着他。

他告诉娘，患白血病很难治的。看娘身子一颤，他忙说，不过，有骨髓配型成功的人愿捐骨髓，自己就有救了。

娘忙说：“配啊，砸锅卖铁也配啊。”

他叹口气，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两万多人中才有一对配型成功的。”

娘坐在那儿，眼睛直了。

他忙摇着手道，不过，自己很幸运，和一个女孩配型成功。

娘眼睛一亮：“真的？”

他再次垂下头，告诉娘，可是对方不愿捐献骨髓。娘一脸灰白，许久，点点头道：“是啊，身上的东西，哪一件不是跟眼睛鼻子一样，哪有多余的啊？多余的也不会长啊，谁又愿捐啊？”

爹在旁边嘀咕一声：“听说，捐骨髓没事的啊！”

他沮丧地摇摇头，告诉他们，那个女孩就是不愿捐。

娘试探着问：“真没事吗？”

他说：“可能是吧，不过，这得问问医生。”

正说着，一个医生从旁边匆匆经过，娘忙一把拉住，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可怜巴巴地问：“医生，捐献骨髓对捐献的人有伤害吗？”医生望望娘摇了摇头。看娘有些不懂，医生打比方说：“骨髓就像韭菜，捐了又会长出来的。”农村里，韭菜不少，剪后生得更快更肥更多。娘懂了，娘脸上的灰白颜色没了，她想了想，仍拉着医生的手不放：娘有一个请求，希望医生能帮自己给那个女孩说说。

医生一笑，点头答应了。

四人去了另一间病房，见到了那个女孩。

娘走过去，一把拉住女孩的手。娘说：“娃啊，大婶求你了。”

娘指着他说：“我就这一个儿，请你救救他啊。”

见女孩不说话，娘猛地想起什么似的，指着医生说：“医生说了，对你没损害。如果有损害，这个要求大婶也说不出口啊。”

女孩雪白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望望她，仍没有说话。

娘急了，说：“娃啊，大婶跪下了。”

娘说着，准备跪下来。女孩忙一把拉住，流着泪说：“大婶，我才是病人，这位大哥是捐献者啊。”说着，女孩指指他，对娘说，“求大婶了，救救我。”

娘站在那儿，愣住了。

不过，娘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娘拉住女孩的手，打量着女孩毫无血色的脸，许久许久，眼眶红了，对他说：“去吧，娘不拦你。”

娘说：“出来了，娘煮鸡蛋给你补补身子。”

他“哎”了一声，笑着望了医生和女孩一眼，忙向手术室走去。他知道，他的方法成功了，善良的娘，一旦知道捐献骨髓是怎么回事，一定不会拦他的。

他猜对了。

六个小时后，他捐献了骨髓，走了出来。

爹娘迎上来，仔细打量着他，见他没事，爹一笑，得意地道：“小子，你答应了爹的，我劝你娘来，你回去可得陪爹喝几盅的。”

他一笑，手指一弹，“嗒”地一响。

娘这才知道，自己被骗来，是他和老头子商量好的，回头瞪了老伴一眼道：“啥出息？几盅酒，就让儿子收买了！”说完，拍着他的手笑笑，得意地道，“我儿捐了骨髓，救了一条人命，救了一个家，娘受一回骗，值啊！”

他望着爹娘笑了。

他想，有时，爱心也像韭菜，付出越多，播撒越快越广，不但能传及家人，甚至能传及世界，让每一个人心中都一片碧绿、一片阳光。

（摘编自2016年10月24日《石家庄日报》）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状》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时说：成都、华阳两县被驱掠的人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当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都城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杂剧继续发展。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所记宋杂剧名目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会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杂剧既由开封传来，就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的口味。可以说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南朝以来大都如此，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调节，只好改弦更张。但无论北曲还是南曲，都并未超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所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京城中人对传奇的喜爱。

（选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