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普适性首先是因为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之情。只要人类继续生存繁衍，就需要父母，就会产生孝。现代社会虽然“先意承志”式的赡养有违人格自由和独立，但我们仍可将孝转变成一种和谐的亲子之情，即用契约关系调节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过这种契约关系不仅是利益的交换，还是利益和感情的对等，也就是用“父慈子孝”式感情对等来主导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从而避免家长制和家庭成员间的过度依赖和寄生。当然，有人可能反驳东亚之外的社会并不强调孝，特别是欧美社会，其社会发达程度高于中国。这种反驳并不能否定这些社会存在孝的情感。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年迈的父母也常常以子女能够给予经济资助和精神关怀而骄傲，变相地说明他们也需要孝。而且，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别人的关心和认可以获得生存的意义。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孝不但维持了家庭的温情，而且增强了家庭成员的社会生存能力。

其次，孝是仁爱他人的开端和基础。只要我们崇尚友爱和谐的社会关系，就必须从爱父母开始。基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因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父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最为关键，恩情最深，如果不爱父母，则这个人爱别人也值得怀疑。因此，孝是仁之根源，所有爱人的情感都是在孝之上生长和累积起来的。孝的推广就是将对父母的爱推及于家庭、家族以外的人和物。西方人施爱的对象仍然是从父母子女开始，而不是陌生人，尽管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主要是用孝来调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只要人类家庭存在，只要人类还有爱他人之心，作为爱父母的孝的情感就会自然生起，而且外溢到家庭之外。

最后，孝与忠是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关系，孝没有导致忠的必然性。因此，从批评君主专制的角度来批评孝是比较牵强的。“君明臣忠”“君义臣行”要求君臣以义或理相合，君不义不明，臣可以弃之而去。“父慈子孝”要求父子以仁爱相合。纵然原则上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现实中父子关系往往因为血缘亲情的作用，而不会像君臣关系那样容易破裂。血缘上的亲近虽然可以通过“拟亲情化”扩展到君臣关系，但这种扩展毕竟是一种虚拟，经不起感情和利害变故的冲击。

明白了忠、孝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将儒家的家庭伦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以孝来调整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美化风俗，而以契约和法律来调整官员与民众的关系，而避免那种“父母官”的专制倾向。

（摘编自谭明冉《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材料一：

凡是使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功能，均可认为属于 人工智能范畴。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创造新的强大引擎，深刻 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上升至国家战略。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并帮助改善民生； 到 2025 年实现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2014—2019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及预测

（摘编自《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概况及产业规模分析》）

材料二：

2018 年，人工智能必定会走向实际的产业应用。比如视频理解和编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推动整个视频产业的长足发展，包括精准和个性化的搜索推荐，以及视频生成和交易的正规化和品质化；“刷脸”技术将在 2018 年成为常态，在众多场景中落地， 真正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零售的各个场景中，以视觉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将得到广泛应 用，带来购物体验的质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在多年研发和软硬件准备后，将会有多种形 态多种功能的机器人走入家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2018：中国人工智能会有哪些新趋势》）

材料三：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 2542 家，其中 美国拥有 1078 家，占 42.4%；中国其次，拥有592 家，占 23.3%。其余的 872 家企业，则 分布在瑞典、新加坡等国。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也在近 20 年内持续增长，2016 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年申请数为 30115 项。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或将迎来调整洗牌期，以此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立宁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 需要时间与过程，目前整个行业有些过热和盲目，出现泡沫和倒闭很正常，符合科技产业 市场规律。市场本身存在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也从侧面推动着人工智能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摘编自《2018 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或迎调整洗牌期》）

材料四：

重点突破自然语音语义识别、机器学习、智能搜索等关键技术，完善核心 芯片、显示器件、智能传感器、开发工具与集成环境等产业链配套。有序推进类人脑计算 机、深度学习等前沿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强化人工智能产品原始定义能力，扭转技术路 径跟随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未来3到5年内，逐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生活、公共安全、工业设计、医学、规划、交通和文化教育行业等领域中的规模化应用。加强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热点细分领域的网络、软硬件、数据、系统等标准化工作， 鼓励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内标准化组织、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推进自主人 工智能相关标准国际化。

（摘编自《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议》）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俦绘制的《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