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之心

张晓林

清早起来，范希文(范仲淹)搬一个小木板凳，去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下弹琴。槐花已经开了，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坐在槐树下，槐花的清香让人陶醉。这样的心境，最适合弹琴。

琴声在槐花间穿越。槐花和着琴的旋律开始舞蹈。这个时间，范希文的妻子李氏开始下厨做饭。李氏对这支曲子再熟悉不过了，这些年来，她都是听着这支曲子做早饭的。这是一支名叫《履霜》的曲子，是她手把手教给丈夫的。范希文只会弹这一支曲子，再教他，他说，会弹一曲《履霜》就行了，会那么多干什么？李氏就打趣他，我看干脆叫你范履霜吧。

李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世代书香门第。这样的一个女人，也是打心底敬佩范希文的，在她看来，能遇到这样的丈夫，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刚过门的那些日子，她的婆婆，脸上皱纹像几张重叠的蛛网，常常向她谈起范希文小时候的事，每逢谈到儿子，婆婆满脸的皱纹就一下子舒展开来。

婆婆说，希文进京赶考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给家里节省点口粮，他就住进了淄州长白山下的一座寺院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个姓刘的秀才。每天黄昏，等僧人们都消停下来，他们就开始在一口铁锅里煮米，这些米粗糙无比，咽下去刮得喉咙疼。煮好一锅米，倒进瓦盆里面，算是第二天的三顿饭了。过一夜，瓦盆里的米凝结成了一块，希文他们用刀把米切成六块，吃的时候各捞出一块儿用开水泡着吃。

每当婆婆说到这儿，李氏都要插话问一句：“他们也不吃菜吗？”

婆婆瘪瘪嘴，慈祥地看着媳妇，说：“有时吃有时不吃，全凭老天爷了。春夏二季，去山上寻些野葱，七八根，十几根，就着下饭；十冬腊月，雪封住了寺门，就倒上小半瓯的醋汁，加上一小勺盐……”婆婆开始用衣襟揉眼，“这种日子，希文一过就是三年呐！”

婆婆心疼儿子。在李氏看来，这三年未必不是好事，也许因了那三年里，范希文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盘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到底该不该花。如果这些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就会把双手搭在已经有点发福的小肚子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否则，一夜将不能入眠。第二天一定把昨天不该花的那点钱省回来才心安。

女人嘛，总爱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希文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心胸大着呢。李氏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块宅基地，一个堪舆大师看后私下对范希文说：“世代当出卿相。”希文笑笑，说：“若果如此，我不敢一家独享，应为天下人所共有。”于是，就把这块地捐出建了苏州府学。

想到这儿，李氏为丈夫自豪起来。

李氏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范希文一曲《履霜》弹完了。他收了琴。他要简单吃点早餐，然后到朝堂去面见仁宗皇帝。一想起要见仁宗皇帝，范希文的心里就有些堵得慌。前两天西京光化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他与枢密副使富弼的意见简直是水火不容，各不相让。今天就是要到仁宗皇帝那里来见个结果的。

平日里，他和富弼相处得很融洽，富弼像对待长者一样地尊重他，帮了他不少的忙。但希文也深知富弼的脾气，犟得很，他认准的事，八匹骡子去拉，他也不会轻易回头。这年暮春的一个上午。范希文和富弼一同站在了仁宗面前。仁宗问：“光化知军弃城逃跑一事如何处置，二位爱卿可商议好了？”富弼率先往前迈了一步，口气决绝地说：“应按军法处置，斩了他！”仁宗看了看范希文。范希文不慌不忙地向仁宗行了君臣之礼，然后说道：“光化城既没有城郭，也没有兵卒，强盗来势凶猛，光化知军不逃匿躲藏，他又能如何呢？望陛下从轻发落。”仁宗沉思了一下，说：“准范爱卿的奏。”

走出朝堂，富弼的火气还没消。范公太宽容罪犯了，这让仁宗如何治国！他第一次对范希文说出不恭敬的话：“参政是想修炼成佛的啊！”范希文笑笑：“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想成佛。但我的话有道理，等到政事院再给你细讲。”

富弼愈发显得不高兴。

到了政事院，二人坐下来，范希文从容地问：“你希望把皇上教唆成一个暴君吗？”停了停，他放缓了语气：“仁宗还年轻，我们岂能动不动就教他杀人，等他杀得手滑了，不但我们做大臣的常会有杀身之虞，天下百姓也会因此遭殃啊！”

富弼猛然惊醒，额头的汗水纷纷滚落。

 （有删改）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成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