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传感器、算法和数据。但是，数据本身深受制度影响。如果制度能够充分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人们的表达就会比较充分。但是，一旦人们知道他的隐私权不受保护，表达就会留有余地或者会自我保护。于是大量数据是得不到的，即使能得到也是不真实的。于是，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场景得到的数据可以大不相同。

侵犯隐私权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政府，一类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反恐的需要从谷歌和苹果拿数据，但这两家公司坚决抵制。如果站在反恐的一面，你会认为这两家公司没有道理，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最基本原则，关系到全社会对使用数据和信息的态度。只有保护隐私，整个社会的运作才是正常的。2018年3月下自媒体披露，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通过脸书盗窃和滥用五千多万个人的数据，有效地帮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竞选，这一丑闻揭示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大数据的发展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是有利于社会的，取决于谁在用，用在什么地方，用来做什么，怎么用，等等。现在欧盟国家正在试图起诉并限制谷歌和脸书，原因就是担心这种垄断性质的企业拿到数据之后，会不会造成重大负面后果。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深受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可以走多远，也严重受到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自动化，比如无人工厂、无人车队、无人飞机队。但是，它们会不会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这不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当它出现之后，会淘汰一大批企业，有大量的人会失业。比尔·盖茨曾经做过有关讨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向机器人征税。他说把每一个机器人当成一个人，你雇用了机器人，机器人就需要付所得税，用所得税补贴给失业工人。作为一个原则，他是对的。不补贴失业者，自动化一定会引起社会冲突，导致社会混乱。

可见，自动化不一定能改进社会福利，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福利。大量的人失业，严重的贫富不均，这种不平等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这种不平等是因为在技术发展之后，制度没有相应地跟上。

另一方面，制度影响国家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任何对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的限制都会压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收集会受到约束或扭曲，科学探索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会受到约束。基础学科发展会受到阻碍。总之，制度影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又影响制度。当人工智能普遍应用之后，全社会的生产方式会发生变化，资源配置也会发生变化，这反过来会影响制度。人工智能会影响全社会的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由此影响制度。因此，任何国家，如果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落后，也会导致它的制度跟着更落后。

（摘编自许成钢《人工智能、工业革命与制度》）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众多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儒道互补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道两家执著一念，各有千秋，又优势互补，缺一不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所周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植根于宗法社会，言必称尧舜，法先王，效文武、周公，重经世治国之学，讲人性，倡仁义，“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三纲五常”，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差有序的社会结构。儒家学说，到了汉代以后，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要经典是《道德经》五千言，言简意赅，盛大而精密。它崇奉先天地而生，万有之始的“道”。虽比儒家更重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深邃玄妙，却绝不容忽视。道家以“道”为万有之本，讲“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无为而民自化”。珍视个体生命，贵生，保生，长生。强调“负阴抱阳”、“以柔克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特别是道家还认为“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由此酿出追求“均贫富”的平等呼声，在受压迫者中间，更演化出“替天行道”的号召。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儒家正统学说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况且，还有老子而后的庄子，提倡“坐忘”，宣扬鲲鹏展翅翱翔九万里，“逍遥游”等心灵自由，无我之主张。更给沉浸于入世的思想文化压抑沉闷领域吹进来一股清风，带来了一丝凉意。实为难能可贵。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反，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逸世无为，以柔克刚，即以静制动，“上无为而民自化”。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遵奉儒家为“正统”，但是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及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秦朝十几年的暴政，再遭受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动乱而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无为而治，励俭处静，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

儒学、道家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们取法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几乎不可须臾有离。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沧桑历史，无处不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很少有人能跳出这个范围。

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所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独脚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选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