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礼仪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魏宗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信一口井

明嘉靖十三年，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西南边陲的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并留下了数篇文字。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响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

如今建水县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送水的马车。马车上绑着一只铁桶，里面装着井水。马车驶进小巷，将井水送给各家各户。在自来水已经普及的今天，城市里还有送井水的人，除了建水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古老的工作，我三十年前到建水的时候，就见过这些送水的马车。现在，马车已经被汽车包围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没有被取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送水的人骑在桶上，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就像童话里的人物。马车一到，接水的人们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芳香四溢的清水回家去。井水渗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桶水，一天的生活便无法开始。

马车送来的水，取自水板井。建水民谣说：“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如果没有这口井，建水城不会建在此，文明不会兴起。至今，大板井的水依然清冽甘醇，一位前生产队的老会计守护着它，老伯已经70多岁了，终日坐在井后面的小庙里，他后面是供着龙王的神龛。水井对于建水人来说，不仅仅是水源，而且是来自大地的保护神，每一口水井都具有神的地位。许多井的旁边，都盖着庙，里面供奉着龙王、水神，终年香火不绝。

建水立城以来，一直靠井水滋养。喝井水的人，已经死去无数，运送井水的人，也死去无数。但新一代的送水人仍通过送水而生活，这是一种故乡经验。井水是一种“信”，这不仅是源于生活习惯的依赖，更是祖传的“信”，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个“信”。井水令一代一代建水人信任大地，安居乐业。生生之谓易，送水人不会怀疑，跟着祖先送水就行了。这一眼，令他成了一个保守派。破旧立新、怀疑旧物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改天换地，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大地，不再道法自然了。送水的人必须守旧，大地之水是旧的，从来没有进步过一滴。这个时代的目标是“先富起来”，送水的人像井一样，天然地自甘落伍。送水只能维持温饱，年复一年地送水，做这个活计更得不为所动。但是，只要水在，他就不会失业，也不必担心成本。人们信任他，只要他的马车一到，各家各户就提着桶走出来，仿佛他是一个大地派来施水的使者。井水维系着这座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建水的送水人诚实地信任着祖传的井，就像祖先们信任大地之水、开始之水。他通过日复一日运送这口唯一的井里的水，立其诚。送水的人像写诗一样，送的是大地的现成，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个工作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有力气就能干。但是，必须有人干，不能须臾或缺。他的职业精神，就是每一次送水都要恭恭敬敬的，忠实于一口井。看建水人如何取水，送水人站在马车上，用瓢将桶中的水慢慢舀出，车旁的人双手捧着盆，捧至眼前，瓢里的水跃入盆中，如天地孕育出的精灵。送水人与取水人不说话，但凭借青色的一缕完成了最神秘的交流。偶尔，水沾湿额头，有一点凉，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地之凉。

说实话，大板井的水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用技术检测的话，成分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但这是一种“信”，这种“信”非常古老，这是对起源、开始的“信”。人们迷信的是这个开始，通过对开始之水的迷信，人们永远记着祖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定居。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迷信。科学只看到水的分子构成：水（H2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无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科学不知道这种“信”来自时间、经验、细节。井是文明照亮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水中有“信”，是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一种态度，水井唤起的是感激和敬畏。大板井的旁边不仅有龙王庙，还有无数的传说、诗歌，无数来自祖母们的自生自灭的箴言……没有人会为自来水公司建一座庙，虽然它的有无也生死攸关。人们喝水管里的水只是因为契约、抵押、担保、制度，所以不会对一个水表、一份供水合同恭恭敬敬。人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毁约。大地不会毁约，大地就是诚实。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信”，不是契约。

黎明，马蹄嗒嗒响起，送水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喜讯。有部电影叫作《都灵之马》。大风，灰沙弥漫，疯狂之马，最后几颗土豆，一群吉普赛人在荒野中找到一口干了的井。在整个世界上，井越来越少，一口接一口地少下去，现在，井就像诗一样卑贱而金贵。许多井已经不被信任，封了填了。有一次我在苏轼老家的井边跪下去，像信任他的诗那样信任着，捧起一口来喝掉，旁边的导游大喊：“喝不得！”他不信了。大地藏着毒药，不再信任井，这是一种新的觉，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觉过，耶稣、佛陀、庄子、老子等的觉都是：井是好的，井就是诚实，可以信任、依靠。井藏着毒药，这种可怕的想法已经萌生。黑暗是什么？是送水的人不再来了。建水城可以信任，看啊，送水的马车来了！

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坐在燃灯寺前，像五百年前的杨慎一样，端起茶碗，品着井水，品着“信”的滋味。

（选自于坚《建水记》，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好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比如在昆曲的传承中，就形成了清工与戏工的两个传统，前者主要以清唱曲的坐唱为主，恪遵音律，将昆曲之“曲”及其风格的演绎看作是昆曲传承的核心本体；后者则主要以舞台唱作表演为主，注重舞台效果，将昆剧之“剧”及其个性的演绎视为昆曲发展的重要标准。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由艺人群体在戏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也可以供普通民众在戏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

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曲唱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展现为更多形式的戏曲剧种经典唱段，这些小而精的戏曲唱段正是通过曲唱者的传唱而让剧种得以流播。例如在近代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粤剧，其发展流行之迅猛就主要倚重于曲唱的演出形式，1947年出版的《广东大戏考》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名伶名曲，将粤剧独重生旦的声腔演唱做了搜集和推送。至今在岭南地区的酒吧歌厅都能看到人们传唱《胡不归》《李后主》等不同时间创作的粤剧名唱段。在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众多中国戏曲剧种中，均存有与粤剧类同的生态形式，这些剧种也都以曲唱的方式，得以久远地存留下来，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保持着民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内容，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唱的唱腔唱段。戏以曲传，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二是曲唱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中。三是曲唱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文化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剧种音乐创作是戏曲剧种能够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戏曲音乐创作最容易走入无视戏曲规律的歧途。由于倡导为主角量身定做新腔，创腔者往往按照主角的音乐素质创腔，新腔往往超越观众接受的艺术限度；由于倡导戏曲音乐的丰富性，创腔者往往忽略了唱段的可流播性和简便性，反而追求唱腔的技巧展示，在编创时逐渐加大曲腔的繁难程度……这些创作方式虽然会推动优秀新作品的创作，但是限制了普通受众的曲唱流传，当然也限制了戏曲市场的深入拓展。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衡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是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能够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