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摘编自人民网)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客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

卢新宁

①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②跟你们一样，我曾在中文系就读，青涩的背影也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③其实，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④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⑤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  的时代 ，   。

⑥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⑦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⑧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在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时，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 北大人的适应， 北大人的坚守。”

⑨这让我想起陈平原先生在中文系百年时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⑩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

（注）卢新宁，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近代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和冲实，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但总体上收效甚微。这不常令人反思一个重大问题：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依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战争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保持各民族伦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应当说，在黑格尔所处的现代性发展阶成，这种理解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相当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把握了那个时代主体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在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激烈争夺有限的发展条件时，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短期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一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力量，平衡便必然会被打破，“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

但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已经远不是黑格尔所处的那个现代性起步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是处于现代性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今日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严重化和普遍化，并不是靠丛林法则就能根本解决的。对外战争不能确保自身和平，限制他国发展不能确保自我发展，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不共赢就不能单赢，这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时候再抱着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不放，显然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了。时代发展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确把握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单一主体性思维，在主体社会基础上强调公共性，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崭新篇章。

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梯和新特点，是所有国家都居于其中的历史境遇。那么，为何唯有中国能够率先提出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根本保国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而始终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公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与西方经典现代性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中国道路中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由此可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出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做到了准确把接现代社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成功提出一种超越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的新方案。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为这种新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和鲜活的示范。

（节选自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