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间打败的故乡

王 波

⑴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故乡无路可走，但眼前的事实差点儿就是这样。通往老房子的3条路，有两条已完全被草木封锁，仅剩的暂且可绕行的路，竟也荒草丛生。

⑵实际上，5年前情况就已经这样了。只是今年，有个女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儿站在山坡上，当她远远地有气无力地喊我的小名时，我才认出她是当年村里公认最壮实的女人。看到比我母亲略年长的她，刚刚年届六十已衰老至此，我忍不住一阵心酸，随即无可奈何地意识到，我的故乡彻底被时间打败了。

⑶时间先是打败了老房子。

⑷在倚山而居的自然村落里，我们家位于最靠近山脚的一条居住线上。1984年夏秋之际，开始有人家搬进城，这条线上前前后后住过的12户人家，如今空无一人。除了有两三处房子勉强可以住人，剩下的老房子，或摇摇欲坠，或已坍塌，或早已变为菜地、麦田和桔园。在植物恣意生长的土地上，外人丝毫不会看出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

⑸时间随后打败了老房子的主人。

⑹在回乡上坟的车上，父亲一路讲的是村里村外同龄人的死讯，大都因癌症而不治。我对这些人的记忆，停留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而能被记住的，大多是方圆几十里呼风唤雨或性格突出的“人物”。他们有些人进了城，有的人依旧留在农村，但他们结局大致相似——当年的狂放、不羁乃至霸气，先后都被时间抹去，归拢于山坡上一座座小小的坟头里。

⑺时间也打败了老房子主人们的恩怨。

⑻这些曾经在乡间田头为了一棵树、一厘地而寸步不让的男人女人们，先后成了“城里人”。置身于陌生而广阔的城市空间里，他们觉得天地顿然开阔。再回望与自己几无利益瓜葛而草木依旧的乡村时，他们像城里人一样，看到的不再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而是温情的丛林记忆。那些当年抄起铁锹在房前或垄间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们，在城市街头偶遇或回乡祭祖重逢后，已然能微笑致意；他们的后代则继续在城市里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嘲笑父辈们的目光短浅和不识时务。

⑼留在村里的为数不多的人家，反倒一如既往，偶尔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争执，不肯在村里村外丢面子，有时会找到城里的旧人来求证论理、主持公道。“城里人”自然知道，农村没有一些城里人想象的那般诗意、淳朴和美好，甚至更多的是丛林法则式的愚昧、狭隘和残暴，但他们仍会以过来人身份，劝导执拗不化的乡亲，今天所有的斤斤计较，将来都会云散烟消，被时间一一打败。

⑽的确，在他们成群结队决定告别农村生活那一刻起，故乡就注定要被时间打败了。

⑾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城后，村里再也组织不起护渠、引水、修路、挖井的队伍。半山腰处，夏有蛙鸣冬有薄冰的池塘最终干涸，山脚下的溪边再也不见用棒槌捶打衣物的女人，通往田地的道路逐年垮塌荒废，村头洼地的水井渐渐被淤泥石块填埋。

⑿时间打败了这些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也就从根基上瓦解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是村里最强势的男人和最壮实的女人，也只能自生自灭。被扼住咽喉的故乡，只能苟延残喘。

⒀“村上死个人，眼瞅着就抬不上山了。”在他们这茬人嘴里，这是形容故乡衰落的最有力道的话；而在心里，这句话也时时让步入晚年的他们不安和恐惧。

⒁时间就这样打败了他们这代人，也打败了故乡吐故纳新的能力。我一度以为，逃离农村的人们会摆脱被打败的命运。

⒂只是现在我才发现，告别乡村进入城市的我们，其实和他们一样被时间打败得溃不成军。不满三岁的女儿，不知祖坟为何物，站在坟前喜笑颜开，徒留我和父亲神情凝重；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峰，她随口而出的是“小乌龟爬山坡”；望着那个喊我乳名的老奶奶，她一脸茫然。眼前的老人孩子，对她来说，全是陌生人，倒是邻居养的一只踱步的公鸡和几只母鸡以及拴在树下的山羊令她兴奋，那是她在电视和手机视频里认识已久的“朋友”。

⒃她不知道，在故乡被时间打败之后，我和她都将成为回不去故乡的人。

（选自2015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节）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断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其“国风”部分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也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描述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

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一种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的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感到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同时，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在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更深沉的追问。唯有如此，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也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摘编自杨晓华《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