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碗

时圣华

①在我刚刚懵懂记事时，家里就专门配给我一只吃饭用的小碗。家里地里活多，孩子也多，家长根本顾不上给我这年龄段的小孩喂饭。我端着小碗，边走边喝一口粥，走路趔趔趄趄，脚下像没根似的。碗也端不平，时常大半碗粥喝不到嘴里几口，都洒落地上了。父亲把我的这套吃饭行为称为“种饭”，走到哪里掉到哪里，说我浪费粮食有罪。

②端碗“种饭”还算小事，我父亲最不能容忍的是我把小碗打碎。这会把他惹得大发雷霆。有时端着碗不注意，碗从手中掉落下来，摔烂成几瓣，这就闯下“祸”了。拮据的生活中，打碎一只碗，等于家中损失一件“固定资产”，再置办碗是需要花钱的，钱又从哪里来啊！

③有一次因为我制造的“打碗事件”，家里“开了锅”，乱成一团麻。由于奶奶拦着，我没挨揍，急得父亲跺脚叫骂:“连端碗的本事都没有，将来不得饿死？你说你打了多少碗了？”

④不久，村里来了个“旋木碗”的工匠。奶奶找到一段榆木，花五毛钱给我旋了一只小榆木碗。这回我算有了件“宝贝”。

⑤开头几天，碗用完后，顾不得刷就急着藏起来。柴草垛里，墙角旮旯里乱藏。晚上睡觉时，把它放到我的床头枕边上。生怕别人抢走，又怕哥哥姐姐偷用。夜间忽然醒来，先摸小木碗，摸摸在不在。摸着了，就能接着倒头睡下。

⑥中秋节那天，家里照例吃一顿猪肉炖豇豆角的铁锅炖菜，改善改善生活。家人舍不得吃肉，都轮番着把肥肉块夹到我的小木碗里。奶奶说二孩瘦得像只蜻蜓，肋巴骨透亮，多吃点肉贴补贴补吧！我的木碗里的肉块堆成“尖山”，可劲吃也吃不完，就用筷子再挨个给家人夹回去几块。最后剩下来，把碗和肉一起放到床头上。这一夜非常热闹，猫来了，耗子跑了；猫撵走了，耗子又来了。总有“吱——吱——吱——”和“喵——喵——喵——”的叫声交替传来。母亲把床帮拍得山响，轰赶馋嘴的猫和耗子。实在无效，就点亮煤油灯吓跑它们。没动静了，赶快吹灯，节省煤油。折腾到后半夜，最后母亲点亮油灯，把我叫醒，经我同意才把木碗和肉盖到锅里，用石头把锅盖压住。

⑦由于木碗藏放不力，被狗叼、猫舔、鼠啃的事情时常发生。有天晚上木碗被老鼠拉走，啃碗磨牙，木碗上留下道道齿痕。大哥用磨石把齿印打磨光洁，先用醋擦洗，又用蒜瓣擦了又擦，彻底消毒后才让我使用。大哥看我像护宝贝似的护着小木碗，只好忍痛割爱，把他当赤脚医生时上级发给他的那只急救药箱腾给我用。药箱是木质的，刷着白漆，印有红色十字，做工比较精致。大哥把锁头、钥匙都交给我，专门让我存放木碗用。我把木箱放到床头上，把钥匙拴在上衣扣子上。

⑧耗子的确可恨。我把吃剩的半根油条装进木碗，锁到木箱里，晚上，耗子闻到香味，连夜把木箱前面右上角咬开一个洞，真是让人心疼。哥哥找来许多牙膏皮，熬化成锡液，倒在两块带槽的木板夹层里，冷却为锡板，又从锡壶匠那里用锡板换回来一些紫铜铆钉，把木箱的上面四角全用锡板包严，铜钉铆紧，再不怕耗子咬箱子角。这回真的是高枕无忧了。

⑨这只小木碗一直伴随我到八岁上学那年。多少年来，我没有忘记奶奶，且时常想起那只小木碗，更是牢牢记住父亲的那句话:“连端饭碗的本事都没有，将来不得饿死？”此话让我刻骨铭心，催我发奋，鞭策我上进，激励我力争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全球化的基点在于，突破或超越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为范围的市场体系以及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由此，形成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

民族国家为其领土范围内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力和资本的有效配置和生产、交换、分配的顺利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社会秩序和控制机构，并“画地为牢”似地为领土范围之外的介入设立了森严的壁垒，从而为资本主义在本国范围内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当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经济要素不能满足机器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和资本投资等需要时，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为前提的全球化，就成为不可遏止的洪流。至20世纪初期，欧洲殖民主义将世界版图几乎瓜分完毕，而其结果却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后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勃然兴起和创建民族国家的浪潮，最终瓦解了持续近4个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摆脱了殖民统治而建立起的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国民的福祉，又纷纷放弃闭关锁国的治理理念和自我结构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转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策略。否则，只有承受经济贫困、发展落后和政治边缘化的后果。正是在这种相生相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含义、形式和治理逐渐转换和更新，全球化的模式不断创新，程度趋于深化。

全球化促使分布于不同国家的移民、社区、民间组织、公司及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频繁而持续性的联系和共同性的活动，从而形成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社会场域、社会网络和互动模式，也就是所谓“跨国主义”。跨国主义研究一般围绕着跨国实践、跨国社会空间和跨国认同。跨国实践指各种跨国主义的行为和活动。跨国实践衍生出了跨国社会空间。全球化推进所产生的频繁密切的跨国实践，摆脱了传统社会空间所依托的地理空间和国家边界的束缚。虚拟性的网络空间逐渐替代了物质性的地理空间，建构起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跨国社会空间。而通过跨国社会空间，移民及其他跨国实践主体与居住国之外的国家的个体、群体或机构保持密切的关系，从中获得情感、思想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跨国行动者在共时嵌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过程中，身份归属逐渐脱离地域、国家和族群的限定，出现由一元向二元甚至多元的混杂性和碎片化发展以及相互对立、冲突的状态。由此形成“非领土化”的“跨国认同”的问题。

（摘编自何明《全球化及其人类学论题》）

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徐方圆

①车从平原一路驶向高原，青杨望着车窗外出神，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她要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寨支教。其实，与其说是支教，倒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朝圣。青杨打开自己的双肩包，拿出装有工作介绍信的信封，上面写着几个字：木桶希望小学。看着这校名，她笑了。

②从拉萨下火车，换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青杨终于来到了木桶希望小学。几年前，青杨来西藏旅游时，记得高原上鲜有树木，而这里却有许多高大的白桦树，让青杨甚为欢喜。

③青杨要带一个复合班，班上有大大小小 20个学生。上课时，孩子们都很乖；下课了，孩子们围在青杨身边，用生涩的汉语问个不停。

④青杨也问他们：“这里为什么叫木桶小学？”

⑤小女孩梅朵最健谈：“因为我们这里产木桶。老师您看到白桦林了吗？我们手工做白桦木桶。”

⑥“这些木桶都是做什么用的？”青杨又问。

⑦“听阿爸阿妈说，我们这里做的木桶要卖到城里去，都是做浴桶的。小的洗脚，大的洗澡。一个木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可以卖不少钱。我们自己舍不得用，都用塑料桶。”

⑧听到洗澡，青杨忽然觉得自己有不适感了。从出发到今天，已经一周了，却一直没有痛痛快快地沐浴。也没办法，这里打水比较困难，从学校出门要走将近1公里，才能到村寨的公用井。孩子们善良懂事，从青杨来的第一天起，每天都帮她打水。但井水不是很充足，每天只能打一桶，洗澡在这里便成了一种奢望。

⑨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天过得充实快乐，但一到夜晚，青杨就会想家。她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在远方的家里沐浴，还唱着幼稚的《洗澡歌》。可是醒来，青杨看到的却是陌生的灰墙。

⑩一天，青杨悄悄问梅朵，这里的人平时都去哪里洗澡。梅朵说，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圣泉，泉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平时水很少，一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才会有许多水，会形成一个湖泊，这时候人们就会去圣泉沐浴祈福。青杨又问：“到底有多远？”“没多远，七八里路吧。”梅朵平静地说。说完，梅朵看了青杨一会儿，抿着小嘴不再说话。

⑪第二天一放学，孩子们就都走了，平时他们会在学校多待一会儿。夜晚，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白桦树上，把叶子变成了亮闪闪的星。青杨想，圣泉边的月色一定也很美吧。忽然，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回头一看，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她看到了孩子们，还有木桶。对，20个木桶，每个孩子都双手掂着一个盛满水的木桶。梅朵端着木桶，站在队伍里，她对青杨说：“老师，我们去接圣泉了，只是这时候圣泉的水流太小了。这些木桶都是我们家里新做的。”说完，梅朵放下木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束格桑花送给青杨，她趴在青杨的耳边说：“老师，您可以洗澡啦，这样您就不会离开我们了。”木桶还带着天然的白桦树的清香，孩子们把盛满水的木桶摆在青杨的宿舍门前。

⑫月亮越升越高，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选自《中国教师报》）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双向互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

主流文化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为该社会确立价值导向，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我国的主流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含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髓的，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反映时代内涵的部分，西方外来文化中合理与科学的部分，以及大众文化中中有益的、先进的文化。。

流行文化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内，按一定的节奏，以一定的周期，在一定的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被不同阶级所广泛分享的信仰、行为和将他们组织在一起的事物，如时装、流行文化作品、流行音乐及其他流行艺术等，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突出特征，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新型文化形态。

主流文化作为一种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在价值目标上必定以建设文化强国为目的，以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流行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文化子系统，是一种亚文化。一个社会亚文化系统越发达，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越开放。这种发达是建立在高度开放与自信的社会文化心态之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度、开放度的重要文化指标。

流行文化也是思想的力量，它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张扬个性，富有朝气，崇尚科技创新，有助于青少年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青少年自身发展的不成熟性，社会的正确引导与教育是必需的外部力量，进行主流文化的教育能够使其价值选择在坚持主流文化与主导价值观的前提下有鉴别地吸收流行文化的合理元素，充实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并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健全的人格。 

流行文化总是试图从文化的边缘走向社会主流文化的中心，走向文化的未来，承担起推动文化发展的重任，以证明自己社会价值的存在意义，主流文化也总是在时代的变迁中以崭新的姿态寻求文化的“落差”，将流行文化视为自己的“对应物”，而调整着前进的方方向，构建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既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又要通过流行文化多样性丰富资源的选择、吸收、创新，形成具有时代特色与创新发展的文化体系。

（节选自张连梅《关于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契合与功能互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