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部署

——专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记者: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如何理解这个总要求呢？

产业兴旺就是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生态宜居就是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

乡风文明就是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治理有效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让社会正气得到弘扬、违法行为得到惩治，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上精准供给。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渠道。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农业农村优先的原则。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选自《求是》，有删节）

材料三：

脱贫是“乡村振兴”的起点。中共十九大报告对过去五年的扶贫做出的总结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和显著成绩。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平均减贫13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

（选自《新华网》，有删节）

材料四：

（数据：国家统计局）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瀲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貫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仿”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①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②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理性信念所具备的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崇尚理智，就会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③但是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伽利略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

④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和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非常有益。

⑤批判和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展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

（刘大椿《论科学精神》刊登于《求是》2019年9期，有删改）

①气候学家已发出警告：未来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1．5℃～6℃，海平面将升高154．5厘米，沙漠将更干燥，气候将更加恶劣，厄尔尼诺现象更为严重，全球变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如何给地球降温?科学家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