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蔡方鹿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程千帆评传

莫砺锋

程千帆先生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因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程先生十多岁曾在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讲授古文时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典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 具有感性而深刻的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程先生真正做到了专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

解放后，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程先生被打成“右派”，受到了残酷迫害。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他后来陆续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他的这些著作是用整个生命铸成的，这样的著作所蕴含的生命激情常态下的论著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难以企及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您，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 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 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这很重要哩！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几十年如一日，一双胶鞋两腿泥，从田边到田里，从这块田到那块田。一辈子当“庄稼汉”研究玉米，当年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愿望：多打粮、吃饱饭。

1972年，一则美国农民华莱士创造春玉米亩产2500斤的消息让他心里暗暗较上了劲儿。那时，我国玉米亩产量只有两三百斤。李登海说：“他是美国的农民，我是中国的农民，他能开创美国的高产纪录，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

1973年，袁隆平首次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震惊世界。南方的口粮问题解决了， 可北方呢？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李登海不分昼夜地啃书本，骑着自行车各地拜师。在莱阳农学院，老师刘恩训被他的勤奋打动，送给他20粒从国外带回来的杂交玉米种子， 这在当时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

在北方，夏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于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海南，把一年一次育种变成三次。他一次次从山东到海南，犹如大雁般迁徙。一年又一年，李登海的作息只有“玉米时间”，没有“北京时间”。太阳一出来就要下地， 整天跟着玉米转。几十年，他没回家过过一次春节。

1988年，李登海率先育出亩产超过1000公斤的掖单13号，此后六次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但他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力争“在后半生再为国家增产1000亿公斤粮食”。

（摘编自邢斯嘉王茂盛《李登海：一粒种子寄家国》）

中国政府14日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用事实表明，14亿中国人非但没有对世界粮食安全造成威胁，还创造出以有限资源确保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世界奇迹。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白皮书介绍，目前中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粮食安全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确立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其中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至关重要。2018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3%，其中，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单产达到每公顷近18.1吨，刷新了世界纪录。

当今世界依然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仍有8亿多饥饿人口，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养活自己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但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白皮书宣示，积极与世界主要产粮国分享中国巨大的粮食市场，践行自由贸易理念，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中央广电总台国际锐评《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