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介绍，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共授权发明专利42.0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深入推进“放眼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年累计减免专利费用58亿元，减少提交各类材料269.8万份。出台实施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支撑重点行业发展。开展专利代理“挂证”集中治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并在四川等12个省份开展专利代理行业改革试点。全年批准设立专利代理机构324家，其中150家机构享受改革试点政策。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流程进一步优化，报名人数超过3.2万人，共有5，094人通过考试，均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年底，全国专利代理机构突破1，824家，执业专利代理人超过1.6万人。

（摘编自《央视财经》，2018年1月18日）

材料二：

发明专利数的国际比较（2012年）

（摘编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

材料三：

根据WL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14年度中美欧日韩专利中请量占世界专利中请总量的82％。为了促进全球领域的创新活动，中美欧日韩五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日本特许厅和韩国特许厅）通过五局合作平台开展了一原列合作项目，全球案卷即是其中之一。

全球案卷的概念于2012年被首次提出，旨在为公众提供五局同族专利中请的审查过程文件的一站式查询。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请人就同一个技术方案向五局同时提交专利申请（即同族专利申请），寻求在各国家／地区的保护。为了帮助申请人及公众以自己熟的语言一站式查询相关申请在五局的审查情况，五局积极开展合作，共享文件和信息，并分别建设了适应本国／地区特点的全球案卷系统。其中，中美欧韩四局的系统先后于2014－2015年上线运行，日本特许厅的系统计划于2016年上线。

（摘编自《如何一站式查询五局同族中请审查情况一一全球案卷介绍》）

材料四

过去3年来，在日经人工智能（AI）专利申请50强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迅速冲到美国同行的前面，从而进一步显示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战场上的存在。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中，跻身该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翻了一番以上：从8家激增至19家。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企业仍然牢牢占据该排行榜前三位，但仅有12家位列前50强。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与政府推动相关研发不无关系。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公共专利申请总量超过3万件，几乎相当于10年前的5倍和美国同期申请量的约2．5倍，其实中国的此类专利申请总量早在2015年就已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的专利有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中请。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成功率约为70％。

“如果早点中请，获得专利的概率可能会更高。”拥有人工智能相关经验的日本一位专利律师说。中国正在主动申请专利，以减少其他国家的机会。

（摘编自《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中国超美国》，《中国经济网》转引自日本《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3月11日）

国产动画电影为何被幼稚化？

——从《大鱼海棠》说开去

刘杨

①7月上映的《大鱼海棠》是号称十二年磨一剑的精品力作，然而，影片上映后伴随着票房乐观而来的却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如果从近年国产动画电影的水准来说，对于这部影片的某些批评确实过于严苛，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着眼，这也许是我们反思当下动画电影陷入的瓶颈以及危机的一个契机。

②《大鱼海棠》受到批评暴露出来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制约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动画电影”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从国际动画电影的发展来看，它并不是儿童电影，至少不只是儿童电影。世界范围内的动画电影大国，其产出的佳作哪怕在情节设置上偏重于儿童题材的，也基本上接近于全龄片种，即在审美上能被作为票房主力的中青年观众所接受的片种。而国产动画电影长期以来都是以低龄儿童为主要预设观众群。可以说基于概念误读，国产动画电影发展的低幼化倾向是主流，因此影片的审美层次是单一的。而在动画产业发达的国家，尽管动画电影的生产与传播路径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甚至是产业的推动者对动画电影的基本认知是可通约的，即动画电影并不是与成人电影相对而存在的儿童电影类别，而是与真人电影相对应而存在的电影类别。当然，我们不能说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没有突破，无论是《大圣归来》还是《小门神》，直到《大鱼海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拓宽市场定位、增加影片本土文化内涵的努力。

③中国的一些动画电影总是思想一深刻就变得很严肃和沉闷的原因在于低幼化的动画观念使得导演在影片的意义展开方式上是平面化的。而我们看到的不论是《千与千寻》《名侦探柯南》，还是《疯狂动物城》《功夫熊猫》等，影片在一套动画语汇中所呈现的审美层次体现在既有符合儿童审美心理需求的一面，也在动画制作上能够照顾儿童的形象认知感和故事层面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它们追问的问题和背后的人文关怀又同样可以引起成人的思考或观影兴趣。比如《功夫熊猫》的情节模式其实和美国很多真人大片一样，都有一个集体战斗中的英雄主义姿态，儿童看到的也许仅仅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成长故事，但在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动因在于人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身份掩盖下发现自己。

④相比之下，这两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显然缺乏这种审美的层次性。一方面，动画的制作方简单地认为只要有了CG技术就可以和国际对接，实则不然。技术本身是客观的，但使用技术的人是主观的，技术上的粗糙本身和儿童思维定式是相关联的，极为简单的动画形象设计也只能满足儿童的审美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年兽大作战》这样的仿美风还是《大鱼海棠》的日系风，在动画技术的使用上有了明显的提高，画面唯美而精致，但其内在的情节都停留在幼稚的方面，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方面，也许是许多人都从未关注到的问题就是配音演员声音的幼稚化。尽管国产动画电影近年来的配音已经从少儿节目主持人转为聘请综艺界的明星献声，但这些影视名人在动画中凭声音出演时却失去了本人的特色，变成扭捏而非天真自然的儿童气的语音语调，从这个层面来说《大鱼海棠》比起来反而有其突破。

⑤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　《大鱼海棠》　相比于不少国产动画电影的整体质量有所提高却遭受到了更多批评。这固然是因为观众的期待值更高而造成的审美接受的落差更大，但期待值高的背后是因为观众的期待值更高而造成的审美接受的落差更大，但期待值高的背后是因为全球文化输出如此频繁的时代，中国的动画电影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欣赏的范式正在被进口片所塑形。因此，如果国产动画电影依然秉持现有的路径向前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路越走越窄。

⑥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再依靠政府的政策保护避免产品之间的碰撞，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地应对。近十年来学术讨论和业界分析都指向动漫产业发展格局的改变需求，但动画电影的发展依然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还在于中国有庞大的少年儿童的体量作为票仓。因此，无论是动画片还是动画电影都可以轻松地收回本钱。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收回成本或者过分依赖于政府补贴与奖励，不仅无法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甚至连中国国内市场在政策保护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 　　

⑦当我们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已无法掩耳盗铃之时，只有制作方乃至批评界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症结有清晰的认识，对动画电影自身的创作规律有更准确把握才有可能真正突破瓶颈，动画电影的中国流派才有可能真正崛起。

（选自2016年《新华文摘》，有改动）

枣

李广田

“俺吃枣。”傻子这样说。

他这样说过多少次了，对爸爸说，对妈妈说，但爸妈都不理他。他依旧是悄然地微笑着，肩负着粪篮出门去了。

名叫傻子，他自己知道。但现在有多大岁数了呢？却连傻子自己也不知道。傻子的爸妈说：“今年傻子十五岁了。”于是人家也说："今年傻子十五岁了。”傻子的爸妈都是将近暮年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一刻不把自己身后的事放在心上。没有儿子时，盼儿子；儿子有了，却是这么一个！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给傻子提门亲事，而且愈早愈好，他们希望能在他们的晚年见到孙子，他们把一切的希望 都放在遥远的孙子身上了。为了要早给傻子找女人，于是说：“傻子今年十五岁了。”却依然没有谁家的女儿肯跟傻子，傻子的爸妈很悲哀。

傻子的日常生活是拾粪，清早起来，便肩负了粪篮出门。他沿着村子的大路走去，凡村子附近的道路他都熟悉。当看见道上有牲畜的遗粪时，他知道用粪锸把粪拾到篮里，然后又走道。不管早晚，只要肚里觉得饿了，就回到家里“要吃的”；夜了，便回到家里安息。不知怎的，这一天他却忽然想到要吃枣了。枣是甜的，他知道，他吃过枣。但他愿意吃更多的枣，他愿意得到更多的枣，他更愿意看见垂挂在树上的枣。“俺吃枣”，屡次对爸妈这样说而不被理会，这恐怕也是当然的事情吧！傻子的爸妈听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只会感到厌烦，甚至这类的话听惯了，便会听而不闻。

傻子出门带着一副笑脸。他常爱把一个笑脸送给路人，送给驴子，并送给驴粪。在路上，他遇见了绿衣的邮差，他微笑着说，“俺吃枣”；遇着肩负了大柳条筐的打柴人，他又微笑着说，"俺吃枣”。邮差和打柴人都不睬他，过去了。他又遇到些相熟的邻人，他同样地向他们说了，他们却只回赠他一个微笑。本地的孩子们是总爱同他嬉闹的，只要相遇，便不免有一番恶作剧。孩子们对他说：“什么？你 要吃早吗？天不早了，你吃晚吧。”于是傻子微笑。

傻子近来变得有点特别，他肩负着空粪篮，在各个村子里逡巡着，在各条大道小道上徘徊着。他像在寻求什么似的。有一次，他竟荡到黄河的岸上去了。他把粪篮丢在一边，倚了粪镭作杖，呆呆地 站着向隔岸眺望。“几时这些黄汤能停了下来呢？ ”他也许在这样想吧，傻子在望洋兴叹了。

就在不久以前，傻子在路上曾遇到三个卖枣的小商贩。他们的枣快要卖完了，在路上停下来休息，准备着当天要渡河回家。这时候，傻子肩负着粪篮走来了。他看见三个陌生人正在那儿吃枣子，他也停住了脚步，并把一个微笑送给了三个陌生人。三个人中的一个说:“请坐，请坐。”傻子只是微笑地站着。三个人中的另一个又说:“请吃枣，请吃枣。”说着,把一把枣子递给了他，傻子就伸了两手把枣子接过。不多会儿,他默默地把枣子吃光了，于是又微笑着向三个陌生人说:"俺还吃枣。”因为他们已经看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人, 其中的一个人便戏谑地说:“好啊,你想吃更多的枣子吗？那么就跟我们来吧。我们河北的枣子真好，口头甜得很啦！我们河北遍地是枣树，满树上垂挂着红枣子，满地上落下了红枣子，真的，让你尽吃也吃不净啦!” 话还不曾说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重整了手车和担子，顺着大路走去了。其中的一个人却又回头来招呼着说:“来吧，同我们到河北去吃枣子吧。”

又是一个冷风的日子，傻子出门去了，但出人意外地，傻子整天不曾归来。已经入夜了，依然不见归来。傻子的爸妈有点忧虑了。傻子的妈妈坐在菜油灯下等得很不耐烦，风敲着门板，风摇着窗格, 总以为是傻子回来了，她对傻子的爸爸说：“傻子在暗夜里不知被北风刮成什么样子了。”傻子的爸爸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兀自走到了街上。街上很荒凉，只有冷风扫着灰土和枯叶。他毫不犹豫地又走向了旷野，于是在对面不见人的黑暗中，随了北风的怒吼，一个老人像饿狼哀嚎似的呼喊起来了。

次日清晨，天气更冷些，傻子的爸爸还在找傻子。他向各村里去寻问，他向各路上去寻觅，他竟找到了黄河的岸上去了。河面上已结了厚厚一层冰，只在河道的中流，隐隐约约还看得出明水在流着。傻子的爸爸沿着河边走去，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空粪篮和一把粪锸，它们都斜卧在河岸上，静静地，似在等待过路人走来捡拾。

（有删减）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这只是互联网“理想国”里的单纯想象。《美国科学院院报》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社交网络与个人政治立场的论文。研究者让支持共和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民主党的正面消息，让支持民主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共和党的正面消息，但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更加讨厌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加讨厌共和党。这也就是说，社交网络无助于弥合分歧，反而会将分歧扩大。

“人以群分”，这种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特征和社会机理，在互联网空间，非但没有改变，还变得更加突出。信息的唾手可得和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成见和误解，相反却加固了“预存立场”。在互联网空间，团结和分裂，奇葩式并存，选边站队，变得更加容易。究其原因，在于网民在网络空间容易集群化——或在相似的情境中，或在相近的心态作用之下，或受到趋同的议题影响，网民容易结群，成为一个个“易感群体”。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去个体化”的倾向。所谓“去个体化”，即群体中的情境因素阻碍个人的自我直觉。“去个体化”的个人不再感觉他们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监控他们自身的行为。“去个体化”的个休在群体中失去了其自我知觉和个人认同。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支持共和党的人为何会讨厌民主党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让人集群化，继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体倾向于比个体作出更极端的决定。集群后的网民更容易走极端，形成偏激的态度和取向。

政治态度的改变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成本甚高。支持民主党的人，在解释信息时，不会因为所接受的信息是反向信息，就会轻易改变预先立场。一个有预存立场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她）更易于接受与预存立场和价值框架相吻合的信息。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理论上，在互联网上，信息更易获取、更加多元，有助于腐蚀偏见，让认知更加客观和真实。但事实上，互联网上信息的便捷和多元，反而会强化偏见。何也？一个网民是不会均等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信息，网民更易接受与其预存立场接近的信息，而遇到反向的信息，会产生“排异反应”。天长日久，一个人在其偏见的驱动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社交网络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窄，每天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越容易“抱团”，其成见就容易加固，也越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中的“岛民”就会把自己眼中的世界，误认为整个世界，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固守的偏见即是“真理”。因此，“偏见”的互联网式生存，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奇观。

（：环球时报；作者：张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