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价值定位

①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的成功和满目疮痍的地球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所有的人包括法律人，都真切地意识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代价是何等之大，从而不得不虑及当文明的列车高速撞向地球之后车毁人亡的可怕后果。于是，一个新的部门法——环境法诞生了。新生的环境法是用来应急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规范被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

②不过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结论是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各国纷纷颁布了环境保护的综合法律，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均是这种理念的表现。

③可是环境问题依然在加剧，从区域性的转变为全球性的，采取局部地域的措施显然无济于事。环境是一个整体，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不过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意识到“人与自然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环境法，与奉行“人是万物尺度”的传统环境法相比，有了太多不同的价值判断。此时此刻，环境法开始转而研究法律的价值定位。在选择恰当的定位过程中，理想主义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将环境法定位于伦理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④沿着整体主义的思路往下走的环境法，能走多远，又该走多远呢？关于此，学界争论不休，基本形成了三个流派：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它强调的是非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对于某些过于直接、纯粹感性的偏好需要予以约束或节制。二、动物权利主义。这种主张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为论证资源，要么认为动物因为有感觉和知觉，因此应该享有权利；要么以动物具有内在价值为依据要求法律将动物上升为权利主体。三、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主张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指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实现自我的权利。围绕以上三种理论又衍生出各种派别，但在与传统法律思想的交锋方面又团结一致。因为，以上环境法的每一种定位都是对传统法律的超越。

⑤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环境法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将一些道德上的诉求，比如当代人对后代人的关爱、人类对于动物的同情心、人与自然的情感和心灵的交流等，直接引入法律，不仅在理论上走入了误区，也会在实践中造成混乱，甚至有使环境法律虚无化的危险。这些善意的批评都极富建设性，它事实上是在提醒环境法学者，一定要在将道德与法律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再确定其价值定位。

⑥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最低的限度在哪里？正如美国学者富勒所言，当我们考虑法律的道德问题时，“可以把这设想为一根标尺。标尺的最底端是社会生存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要求，向上延伸，则到达人类愿望的至高点。在这根标尺的某处有一根不可见的指针，它标出义务和美德的分界线”。传统法律理论对环境法的批判，其实质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道德诉求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环境法所确定的义务和美德的划分在什么地方。

⑦实际上，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意义体验的外化形式，所以法律在终极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于道德的依赖。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道德可以将更为高尚的追求作为规范，而法律则因为要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来实施，所以必须体现最大可能的认同。□，法律对于价值的体验必须与多数人对于价值的体验一致，这决定了法律在价值选择上的限度。法律作为强制性的规范，除了具备前述内在要素外，还存在外在的限制，这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对该项意义之需要的满足水平，以现有制度为背景的创新必须是现实的、可以操作的。

⑧总之，环境法是现实的，对于价值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对于环境法来讲，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牵着道德的衣角，而不是穿着伦理的外套。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

（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

（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嬗变。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大博物馆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文化遗产“用户体验”，利用诸如VR技术、虚拟空间技术等生成逼真、实时、三维虚拟场景，强化展览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和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文化精神。故宫博物院等富集文史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基于传统文化“IP”，通过与游戏、动漫、影视、文学以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器物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人们争相体验的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截至2017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突破10000种，文创产品收入达15亿元。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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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朗读者

范承刚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和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

穿过时的军装，戴一身的***像章，李德才是阳高县的名人。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了”……

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农闲之时，他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在这些之余，他穿上军装，戴上毛主席像章，便又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面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他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在书店，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遇见酗酒的人，他会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

挂满像章的李德才总是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句。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站在政府门前，是在2009年旧城改造的开始之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那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有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地发着呆。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70岁之后的李德才，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只能靠着微薄的田租和低保生活。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平时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最近几年，红色纪念品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过他的人。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邻居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他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手麻，以后怎么办……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他的死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一些人议论纷纷，更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中。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