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苟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妾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话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式唐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