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阿时吸救道家与法家思想，是出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青”为其艺さ求，以“天人合ー＂为其文化理念，明显区別于西方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礼记》记载，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治、道德与审美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現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予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浑礼乐刑政文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綜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

《乐记）言：“乐者，伦理者也。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的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溺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恩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

 (摘编自曾繁仁《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

英国脱欧：全球化由此逆转？

戴维·卡梅伦绝对想不到，一场原本只是走过场的全民公投，竟惹出了如此之大的风波。

当他在2013年1月承诺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时，对提案被否决的必然性是有充分信心的。的确，英国在货币和社 会政策上向来独立于其他欧盟国家，有着漫长的“光荣孤立”历史，在外贸结构 上对欧洲大陆也较少依赖。但它毕竟是凭借统一市场的加成才完成了上世纪80 年代的经济复兴，受欧洲难民问题的冲击也较小。即使是从70 年代历经3试才“入欧”成功的波折看，贸然放弃在布鲁塞尔的席位也显得太过鲁莽。

但这一切真的发生了。1741万票对1614 万票，领先3．8%，脱欧派胜出。

影响公投结果的不是卡梅伦内阁在舆论上做出的引导，而是从2013月到2016年6月，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切。欧盟以及美国无力阻止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介入乌克兰局势，明白地显示了欧洲对自身影响力的一贯认知和 实际效用之间的差距。希腊债务危机历经诸多波折方达成妥协案，虽然没有直接 影响到货币政策独立的英国，却使英国民众直观地感受到每年输入欧盟的巨额财 政贡献正在被浪费。继希腊之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四个国家的巨额赤字似乎也需要英国纳税人来贴补。其间还夹杂着“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和遍布全欧、层出不穷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查理周刊》，巴黎、布 鲁塞尔……一切都在唤起英国人对11年前伦敦“7·7”爆炸案以及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冲突的负面记忆。他们对欧盟及其象征的全球化的未来不再抱有信心，同时更倾向于将目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留欧；如此一来，公投结果自是不言而喻。

一场发生在欧洲一角的政策性投票，在一夜之间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震惊，背后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始终未曾消散的全球普遍焦虑。俄罗斯自行其是 的单边主义，美国的战略收缩倾向和极端保守派代言人特朗普的崛起，欧盟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全球大国在应对叙利亚内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迟缓犹疑，都在加深一种印象：后“冷战”时代以加速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运转超过1/4个世纪之后，已经走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壁垒正在重新竖起——这一点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席卷全球的自利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毫无二致——首先是在 大洲和大洲之间，接着是在大洲内部，最后浸渐到国家本身。而人们被迫生活在 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茫然无助。

我们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对此轻松置之：从公投结果出炉到英国实际脱 欧之间还有整整两年的谈判时间，具体的技术问题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磋商和妥协。英国在欧盟内部历来较强的独立性意味着脱欧造成的实际冲击并没有那么不可忍受。已经有上百万选民在网络发出倡议，要求举行“二次公投”、修正此前的决议。有望接替卡梅伦出任下一任首相的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也为英国重回欧洲经济区，或组建独立的自贸区留出了口头上的回旋余地。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打消这个事件的象征性意义。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传统强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和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诉诸脱欧的决定正在成为这个焦 虑时代的风向标。自利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行动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关于“世 界是平的”、普遍繁荣和均质社会到来的愿景正在迅速消融。若干年之后，我们 或许会意识到在2016 月24日，英国脱欧推倒了全球化进程逆转的第一块多 米诺骨牌。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

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几百年来，苏子提出的“诗中有画”这个观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想大家读王维诗，一定像《红楼梦》里的香菱一样，分明是感到了一种画意，所以才会对苏东坡的见解产生共鸣，关键是对这种画意究竟该如何看待。

莱辛曾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这是说，诗的语言有一种造型能力，能像画一样给人近似直观的印象。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确有一种宛然在目的逼真感。

但即便如此，也别忘了香菱的鉴赏经验：“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合上书一想”乃是调动记忆表象的过程，没有读者经验的参与，任何诗都只是一堆语词和概念，和绘画毫不相干。按克罗齐的说法，“凡是有艺术感的人，都会从一行诗句中，从诗人的一首小诗中既找到音乐性和图画，又找到雕刻力和建筑结构”。如果说这一结论略显武断，那么我们可以将命题的外延缩小，说凡是有一定美术修养的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到画意。事实上，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或者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说的：“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诗中有画”从根本上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苏东坡并不是这种读者中最早的一位，更早还有殷璠，他已看到了王维“着壁成绘”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王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画面。如果读者习惯于从这种美术的角度，从语言的造型能力去欣赏诗的话，那么从曹植、陶渊明到杜甫诗都被看出画意，而且当然也可以分析其构图取景着色的特征。苏东坡不就读出了“少陵翰墨无形画”吗？朱子也曾称赞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只不过老杜不传画笔，无从捕风捉影；而王维兼擅丹青，遂予人以口实。其实身为画家的诗人，也有诗中无画的，比如顾况也是名画家，他的诗就缺乏造型的兴趣。对这种情形，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看来，诗中有画无画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为画家，强调王维“诗中有画”及与绘画的关系，非但不能突出王维的独特性，某种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形成王维诗风的更本质的东西。我发现当代最早的王维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几乎不谈“诗中有画”，他认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另外，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对中国诗歌有良好感觉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在《盛唐诗》里也只说大多数研究者“从其作品中发现了画家的眼光”，而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却着重分析了王维诗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不是从类型惯例中获得的普遍反应的真实性，而是直接感觉的真实性，“通过在诗中描写所见而不是诗人的观察活动，诗人将使得读者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心感受”。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选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