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莎魂

邹汉明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艰难。

白墙黑瓦、碧波荡漾的水城嘉兴。

贫病交煎，专心一志，致力译事的朱生豪突然卧病。意识到这一次的病情非同往常，朱生豪趁着尚有一点余力，勉强坐到冰冷的书桌旁，从容地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撰写了《译者自序》。

一九一二年，朱生豪出生在园子边上一间破旧的老屋。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朱生豪出生这天，南门的小盲子说正是文昌日，男孩的八字里有文昌星坐命，读书可以成大器的。

转眼，朱生豪四岁，到了入书塾开蒙的年龄。果然，这孩子聪慧异常，是个读书种子。

几年之后，朱生豪梅弯小学毕业，成了人人羡慕的小“状元”。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生意失败，全家顿时陷入贫穷的境地。朱生豪不得不寄养在姑妈家。幸亏母亲暗中留有一笔专款，朱生豪得以顺利地升入秀州中学。

秀州中学原是教会学校。校长窦维斯，美国人，亲自教朱生豪英语。讲得一口标准英语的窦校长，强烈地吸引了朱生豪亲近美丽的英文。窦校长器重朱生豪，常常让读得很漂亮的朱生豪朗读课文。升入高中后，朱生豪的课本里多了一本《莎氏乐府本事》。他还选学了《哈姆雷特》和《裘里斯·恺撒》的片段。小小少年，开始接触英国大文豪的作品了。

十七岁，出门远行的年龄。朱生豪背起铺盖，拎着一只形影不离的小藤箱，来到省城杭州，靠了学费全免和奖学金，就读于之江大学国文系。

很快，朱生豪受聘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月薪七十大洋。除了寄回嘉兴老家三十大洋，留下必要的开支外，他大量地买来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英国诗人的作品集，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异域的营养。

书局的编辑工作，对于中英文甚为了得的朱生豪，压力不大。他一边读书，一边续写着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

那一年，他二十四岁。朱生豪一展大才的机会终于来了。

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中心。世界书局决定翻译全套莎士比亚。对朱生豪知之甚深的詹文浒，力主他挑起这副艰巨的重担。莎翁逝世三百余年后，在东方的中国，莎士比亚与朱生豪相遇了。

几经斟酌，朱生豪决定以明白晓畅的散文体译出。朱生豪信心十足，两百万字的翻译任务，预计两年内完成——何等的气魄。

哪想到，这一译，几乎十个年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只身出逃，根本来不及取出译稿。三年心血，眼睁睁丢失在日军的炮火之中。

朱生豪颠沛流离，东躲西藏。为生计，不得不重返孤岛上海，做了《中美日报》的编辑。

他一有空，就静下心来推敲莎剧。

他重开译笔，译稿越积越厚。他译得很辛苦。更苦的，这个在两种语言中自由出入的天才，已经没有一张书桌可以让他坐下来安静地工作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凌晨冲入报馆。诗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他杂在排字工人中间，在荷枪实弹的日军刺刀底下徒手逃出。而两年补译的莎剧，还有自编的三本诗集，再一次毁于一旦。

朱生豪陷入了绝望的边缘。

没有牙膏，就用盐刷牙；买不起鱼肉，青菜豆腐权当美味佳肴。没有钟表，窗口的月亮就是报时最准确的钟表。就着一盏微弱的小油灯，朱生豪的译笔在莎士比亚的灵魂里奋力掘进着。

在朱生豪美丽的汉语中，哈姆雷特开口说话了，李尔王呼天抢地的悲号响起来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凄美的情话，就在耳朵边喁喁低语……译者的灵魂，跟着剧作者的灵魂，两个灵魂渐渐合成了一个灵魂。

这个天才的灵魂开始喊疼了。躺了半年多，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有雄健的心力继续这译莎的伟业。

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病榻上的诗人是安静的。忽然，他两眼发直，口中念起古英文，声音由低渐高，一颗带血的灵魂似乎要从一只咳嗽不断的嗓子里迸将出来了。宋清如辨出，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

两分钟后，三十二岁的朱生豪停止了呼吸。

灵魂的灯盏灭了。

那一年，整个中国在下雪。

相关链接：

①夏承焘，一代词宗，曾执教之江大学，教朱生豪唐宋词。面对朱生豪的考卷，惊叹不已，在日记中写道：朱生豪不易才也。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朱生豪的才智，在古人中，亦只有苏东坡一人而已。

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李 娟

秦帝国的建立是法家学说在实践上的成功。比较而言，秦国的改革在当时各国中进行得相对较晚，但却最彻底。东方的齐国改革较早，在春秋中期齐桓公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国家较早强盛起来。晋国、郑国在春秋时期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在所有诸候国家的改革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像秦国的改革那样系统和彻底，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较早改革的国家没有较晚改革的国家成功，先驱者反而被后来者战胜？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我们认为谜底可能有三：一是改革越早历史包袱越重，受到的阻力越大，越不容易彻底；二是改革越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越多；三是有了系统化改革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变革时代，在外部环境你死我活的条件下，法家学说是走向成功的理论利器。

秦帝国建立以后，继续推行了先前的法家政策，几乎把法家学说发挥到极致。秦帝国的君臣们没有理由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然证明法家学说的成功。也正因如此，秦帝国时期焚书坑儒，

确定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基本国策。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帝国做出了统一文字、修驰道、筑长城、建宫殿、抗击匈奴等前无古人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在帝国建立后十几年时间内完成，政治、经济的建设成果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秦始皇信心满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赢姓帝国将传承千秋万代。

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匹夫群起响应，庞大的帝国大厦轰然坍塌，秦帝国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光景便灰飞烟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人们彷徨困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困惑汉初思想家的难题。人们最初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求真务实、富国强兵有错？但事实无情，答案摆在那里，不容置疑。错在哪里？痛定思痛，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反思，终于得出了答案。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政治反思的理论结晶。顾名思义，《过秦论》的宗旨就是论述秦帝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贾谊告诫人们，打天下和守天下策略不同，打天下需要法家学说和孙子兵法，守天下法家的学说不行，它激化社会矛盾，是亡家亡国之学！

为什么法家之学是亡家亡国之学？贾谊的回答并不彻底，他还没有看到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了揭开秦帝国成败的真相，在《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中，我们采用政治模型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了秦帝国的政治环境条件、秦帝国政治模型的要素、秦帝国政治模型的效应，得出了两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出秦帝国的一统强化了法家政治意识，这导致了极端的权力专断，极端的权力专断引致双重效果：行政的高效率与政局的不稳定。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完成是行政高效率的体现，国家的迅速崩溃是政局不稳定的恶果，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的统一，间接根源是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了第二个层面的抽象结论：政治意识的唯物化与国家的富强成正比，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成反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经验事实。

（摘编自张荣明《中华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