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1年以来，中国大气污染加重，雾霾覆盖面不断增加，出现时间不断增长，程度不断加深。有关研究表明：中国近些年大气污染加重的直接原因在于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及其集聚程度上升；在工业化速度快的地区，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烟尘等）是最大的污染源。

工业废气产生量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几个省市。2013年，工业烟尘产生量排名前五的是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与江苏。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前六名是山东、内蒙古、江苏、山西、河北与河南。2013年12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显示，中国雾霾严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河南、山东等地区。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除了气候干燥之外，与工业废气污染源过于集中有很大关系。在地级与副省级城市的工业烟尘产生量排名中，河北的沧州、邯郸与石家庄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与第六位。中国雾霾严重的地区分布与工业废气的地区集聚、城市集聚状况非常一致。

导致中国城市工业废气集聚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均衡的工业化是中国城市工业废气集聚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非均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工业化的地区不均衡——不同城市与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与速度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城市与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如上海、北京等城市），有的处于工业化后期（如武汉、郑州等诸多省会城市），有的尚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如贵州、云南等落后地区的很多城市）；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均衡——包括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过度发展，技术含量低、粗放式发展的工业比例过高等。

工业化未完成阶段，工业化的地区不均衡会使得资金、人口与制造业向重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和地区集中，从而导致工业污染源与废气产生量日益集中。工业化的结构不均衡则加速了工业废气集聚过程，使得工业废气集聚更为迅猛，很容易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导致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尤为担忧的是，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城市通过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等措施不断降低工业废气产生量，但被调整下来的污染型企业与工业却源源不断地向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转移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导致工业废气集聚程度居高不下。

中国目前正处于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何想方设法走工业化均衡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废气集聚的严重状态，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取材于李佐军、盛三化《中国城市大气污染加重的关键原因分析》）

材料二

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引起了中国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加速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1987年制定和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经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改，但其立法 甲 （滞后／落后）性日益突出，甚至存在立法空白。如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还未考虑到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合，缺乏系统性等等。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这是该法施行的第三次修改。虽然草案进行了全面修订，但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宗旨等问题上，学界还是存在争议的。从学理上分析，修订宗旨应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综观草案，其修订仍然以污染防治为导向，鲜有涉及大气环境保护的规定。但从科学的原理上看，该法在修法思路上应实行综合性清洁空气立法模式，在预防、治理大气污染之外，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以促进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的保护、 乙 （改变／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第二，以日益严峻的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作为修法的实践导向。2000年修订防治法目的还只局限于及时治理日益严重的煤烟型污染，新时期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种污染物共存、多介质影响等复合型特征，草案修订应加强多源头的治理，并对频发的雾霾天气及跨区域型大气污染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

第三，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违法成本。以往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源头治理薄弱、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草案修订应强化政府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的责任，加强对大气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

第四，协同管控大气污染，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转变《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规定：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福利具有危害性。把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并列治理，传递出立法者对两者进行协同管控的意图，也有利于环境保护部门对大气污染的监测、管理。

此外，草案修订还应倡导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 丙  （拓展／拓宽）公民获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渠道，并切实建立起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以确保《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取材于曹明德、程玉《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

材料三

国外在治理雾霾等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在对雾霾形成原因及影响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控制污染源，加强对污染的监测。

美国在开发先进技术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一直居领先地位。1953年，加州空气污染控制改革委员会推广了涉及空气污染控制的技术。1988年，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成立了技术进步办公室来帮助私营企业加快发展低排放或零排放技术。在进行汽车排放控制的同时，洛杉矶率先在美国开始汽油清洁化处理行动，减少汽油中能够参与光化学反应的烯烃成分。日本科研单位和广大企业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针对固定污染源和移动污染源，开发了具有竞争力的脱硫、脱硝技术，并研制出质量可靠的低排放发动机等实用减排设备；同时开发了很多有关大气污染监测、污染物对人体的毒理分析等技术，对科学制定大气排放标准，迅速、有效治理大气污染发挥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

大气污染的实时监测是把握大气环境质量、有效治理大气污染、实现全民监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美国加州于1970年率先测PM10，1980年测废气中的铅和二氧化硫，1984年测PM2．5，1990年分析PM2．5的化学成分等。其中洛杉矶的空气污染监测数据24小时在网上实时发布，公众随时可以查看。日本实施了国家和地方两级大气质量监测体制，并于2003年设立了“大气污染物质广域监视系统”网站。另外，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还开发了“大气污染预测系统”，提供当日和次日大气污染浓度的预测图，供各方参考。欧洲较早时期就开始对SO₂、NO_x、NH₃等先驱物进行监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测机制。

（取材于《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

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李文初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开始的。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在汉代，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理论批评都未曾挣脱经学的束缚，奉命文学、帮闲文学乃是文学发展的主潮，作家缺乏创作的独立自主精神，艺术上的追求和新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汉人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探讨，大体上还停留在文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政治教化）的关系上，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和创作规律，人们还很少顾及，一偶有涉猎，也多是只言片语之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概念的清晰度。真正探讨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专论，那是到魏晋时才有的事。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的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这一点，只有历史的车轮进入魏晋之后才有可能。

风靡魏晋南朝数百年之久的玄学，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价值作更深层的理性审视，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确认理想的人格就在于人自身展示出来的智慧和风采。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标榜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潇洒。

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无论文学理论批评或是文学创作，都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文学的这种主体精神表现在对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审视和思考，使魏晋文学成就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志”和“情”两个概念，常常是交织和相通的，但儒家诗教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对诗歌的感情问题认识不多。儒家这种诗教观对于汉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起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汉末社会大动荡，儒家思想失控带来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的抒情功能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五言抒情诗绝唱时代，不正是因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附庸，致使文学主体精神长期被压而做出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反弹吗？

魏晋以前，诗歌表现的空间基本上还限于社会生活的领域；魏晋以后，诗歌突破原有的范围，将艺术触角伸向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界，山水诗和其他山水文学的兴起，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辟出了一片大展才情的新天地，实现了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大突破。这种巨大突破，其实也只有在人的个体意识大觉醒，文学主体精神得到弘扬的历史氛围中才能实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构成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博大精深的总体，尤其是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蕴涵的某种独特艺术精神，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魏晋，正是接受老庄哲学的启发、暗示，并结合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譬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引起广泛注意的言意、形神关系的研讨和论争，虽然焦点仍在哲学或思想的领域，但对当时的美学和文艺创作的震撼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删改）

“词”作为这种诗体的专称，还是比较后起的。在唐五代时，这种新诗体原被称为曲子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别名。这些名称都代表着词体的某种特点。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就是歌词的意思。曲子词这个名称，最清楚地表明了词体的性质，表明了词与曲的关系。曲是指音乐的部分，词是指文辞的部分。在乐曲歌词中，这二者原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不可分离的。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这些话都对词曲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说曲子词是词体最确切的全称。

诗余的名称是晚出的，大约始于南宋。南宋初林淳的词集名《定斋诗余》，廖行之的词集名《省斋诗余》。如果说这些集名是后人所加，那么，至迟宋宁宗庆元间编定的《草堂诗余》，已经表示诗余这个名称的成立。

把词称为诗余，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词是诗的下降，是诗的余绪剩义。这是轻视词的看法。清毛先舒《填词名解》说:“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元明散曲又称为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余哉!”清汪森《词综序》也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都是反对把词贬低称为诗余。

另一种认为词是出于唐代的近体诗，是从律诗绝句中变化出来的;唐人是先用五、七言诗入乐，到了唐末五代，才改用长短句。如宋翔凤《乐府余论》解释词之所以“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词的产生过程和唐代歌诗的实际情况。词的产生和创作本来是为了配合音乐，歌词必须适应乐曲，所以一开始就有长短句的采用，就是齐言和杂言两体同时并用。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知道隋唐之际已有合乐的长短句的词，它的产生可能犹在近体诗正式成立之前。唐代歌词，固然很多是用五、七言诗，但也有很多早用了长短句的。终唐之世，不断传唱五、七言诗，也不断传唱长短句调。唐代诗与词的发达程度实有不同，这不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时代各有先后。而且文人词虽然是后起，但民间词早已先行。说长短句用作歌词是后于五、七言诗，词是由律诗绝句变化而出，这是不合事实的。

所以把词称之为诗余，不仅包含有贬低词的意思，而且对词体的产生、形成过程也作了曲解。

 (摘编自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