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唐代的监察机构形成了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监察区，设刺史负责监察之责。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其权力相对较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的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取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的实施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闻风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古代监察官很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察、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这一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习凿齿，字彦威。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星人曰：“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絹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

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絹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干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絹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累迁别驾。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节选自《晋书•习凿齿传》，有删改）